轮椅上的人抬起头。
陈大炮转过身。
四道目光撞在半空。
会客室里的空气像被什么东西一拳打穿了。
坐在轮椅上的男人，上半身猛地往前一弹，像是要站起来，又被空荡荡的下盘拽回轮椅里。
“班……”
破锣一样的嗓音从喉咙里往外挤，带着血腥气。
“班……长？”
陈大炮站着没动。看着这刀疤脸五秒。
满屋子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年轻干警拿着笔记本愣在原地，中年男人皱着眉头看看这个、看看那个。
陈大炮的喉结滚了一下。
他蹲下来。
单膝跪在轮椅前面。
这一蹲，一米八五的汉子，硬是把视线压到了跟轮椅平齐的高度。
他抬起右手。
粗糙的、布满刀茧和烧伤疤痕的手掌，轻轻按在轮椅扶手上那只攥得死紧的拳头上。
“小安子。”
轮椅上的男人呼吸停了。
“小安子”。
只有一个人这么叫他。
1979年。猫耳洞。他十八岁。炮弹把他的两条腿从膝盖以下炸没了。连续发高烧五天，嘴唇都烧焦了。
是那个浑身汗臭味的炊事班老兵，一勺一勺给他灌米汤，用手指抠开他痉挛的牙关，把嚼烂的米糊和药渣子灌进去。
他疼得直嚎。老兵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你个龟儿子嚎什么嚎，老子当年挨了七颗弹片都没吭声”。
打完了，又拿脏袖子给他擦眼泪。整整四十天。一口一口喂活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