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到上海的绿皮火车，票是老莫从码头一个退伍铁路员工手里换来的。
硬座。
没卧铺，也没软座。能弄到两张连着的靠窗位，老莫已经算是通了天。
陈大炮把棉袄里兜塞得鼓鼓囊囊，外面套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用旧大衣，腰上缠着帆布腰带，背上是那只刷了桐油的旧军挎包。
包里装着两千块“大团结”、二等功勋章。底子下还压着一把没开刃的杀猪刀。
开刃的那把，被他用油纸裹了三层，藏在帆布行李袋最底下，上头压着半条风干腊肉和两包挂面。
林玉莲坐在靠窗的位置，抱着一只小包袱。包袱里是几件换洗衣裳、户口本、信件，还有一张全家福。
火车刚过瑞安，车厢里已经挤得像沙丁鱼罐头。
1984年的春运刚过尾巴，绿皮车里的味道能把人熏个跟头——汗味、脚臭、劣质烟草、还有不知道哪个角落飘来的咸鱼干味。
林玉莲脸色发白，胃里翻江倒海。
她已经很久没坐过火车了。上一次坐，是十五岁那年，从上海去浙南插队。那时候她还是个梳辫子的小姑娘，一个人抱着铺盖卷，哭了一路。
如今她二十五岁，嫁了人，生了娃，在海岛上扛过了台风、特务、碰瓷和流言。
可坐在这节晃荡的绿皮车里，她觉得自己又变成了那个十五岁的小姑娘。
“喝口水。”
陈大炮从军用水壶里倒了半搪瓷缸温水，递过来。
水壶是出发前灌满的，用旧棉套包着保温。这一路上，陈大炮每隔半小时就摸一下壶身，凉了就去列车员那儿续热水。
林玉莲接过搪瓷缸，抿了一口。
“爸，还有多久？”
“十二个小时。”陈大炮靠在硬邦邦的椅背上，两条长腿伸出去，几乎够到对面的座位。“睡一觉就到了。”
林玉莲没说话。
她睡不着。
越往北走，她心里那个结就越紧。
愚园路，弄堂27号。
爹的书房在二楼朝南的那间，冬天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能照满整面墙。
娘的梳妆台摆在卧室窗前，上面有一只青花瓷的胭脂盒，是爹从苏州带回来的。
厨房的灶台比一般人家高三寸，因为爹个子高，弯腰炒菜嫌累，专门让泥水匠加了几块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