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承烬出了天津站，拐进法租界东边的一条马路。
已是傍晚，华灯初上。
黄包车夫的吆喝，报童的叫卖，有轨电车“铛铛”驶过的声响，混杂着各色食肆飘出的饭菜香气，交织成一幅独属于天津卫的鲜活画卷。
他穿一件半旧的灰色长衫，头上的礼帽帽檐压得有些低，混在熙攘的人流里，像一滴水汇入大河，寻不见踪迹。
他没走大路，熟门熟路地拐进一条岔道，又快步穿过两条幽深的弄堂。
最后，在一个巷子口卖烤白薯的小摊前停下了脚步。
摊主是个年过半百的老头，身上那件棉袄被油烟熏得发亮，正佝偻着腰，守着一口改装的铁皮油桶。
桶里炭火正旺，冒出的白气裹挟着白薯烤熟后特有的焦香，飘出老远。
“来一个。”
“好嘞。”
老头应得爽利，用火钳子从滚烫的炭灰里扒拉出一个烤得外皮焦黄、内里流油的白薯，用张旧报纸包了递过来。
梁承烬接过白薯，滚烫的温度隔着报纸传到掌心。
他从口袋里摸出两枚铜板，搁在摊子上。
两枚铜板，其中一枚的正面，被人用利器划了一道深深的口子。
这是信号。
老头浑浊的眼睛扫过铜板，不动声色地将两枚钱都收进了围裙兜里。
“小伙子，往前走二百步，左拐，有个补鞋的老师傅。他那儿的鞋垫子，好用，耐磨。”
梁承预咬了一大口白薯，甜糯滚烫。他没搭腔，点了点头，转身便走。
二百步，不多不少。
左拐，是一个更窄的胡同。
胡同口，一个瘦小的老头蹲在地上，面前摆着一副补鞋的家伙什：一把小锤，几盒鞋钉，一把大剪刀，还有一卷颜色深沉的牛皮。
梁承烬走过去，很自然地把左脚搁在老师傅面前的矮木凳上。
“师傅，鞋底快磨穿了，劳驾给补补。”
补鞋师傅戴着一顶黑色的瓜皮小帽，抬起头，露出一张布满沟壑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