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承烬坐在站长办公室里，把那份电报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
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
时间：一九三四年十月。
地点：天津，河北体育场。
这是一场运动会，却绝不只是一场运动会。
梁承烬靠在王举人留下的那把太师椅上，椅子大了一号，坐着空落落的。
他闭上眼，把前世记忆里关于这段历史的零散碎片，在脑海里重新拼接、打磨。
一九三四年的华北，是一锅看着平静，底下却暗火汹涌的油。
日本人用刺刀顶着山海关，虎视眈眈。
东北军被挤压在关内，进退失据。
老蒋远在南京，嘴里喊着抗日，眼睛却死死盯着江西的红军，奉行着他那套“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在这种诡异的平衡下，一场体育盛会就成了一个绝佳的舞台。
河北省政府出了二十万大洋，修了崭新的体育场，省主席于学钟挂了个会长的名头，撑起官方的场面。
这位东北军出身的将领，不是委员长的嫡系，既不属于CC系，也不是黄埔系，用他来当会长，能安抚一下华北的地方势力。
但真正把这场运动会办起来的，是总裁判长张伯凌。
这位南开大学的校长，在整个华北教育界和体育界，是神一样的存在。
他的影响力，比一纸政府公文好用得多。
他登高一呼，华北五省的学生代表、运动健将，便蜂拥而至。
可委员长在意这些吗？
他不在意谁跑得快，谁跳得高，谁能为国争光。
他在意的是，这么多人聚在一起，会不会出事。
电报上的指示，写得冠冕堂皇，剥开外皮，里面的芯子又冷又硬。
第一，维稳。运动会期间，天津地面上不能出任何乱子，哪怕是小偷斗殴，都算他这个代理站长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