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防红军。严密监控与会人员，特别是那些思想活跃的学生，查清有没有地下红军借机渗透、发展组织。
第三，不要得罪日本人。运动会在天津办，日本驻屯军的军营就在不远处。学生们年轻气盛，要是搞出什么过激的反日行动，日本人正好借题发挥，南京那边在外交上就得吃哑巴亏。
第四，也是最阴损的一条——对南-开学生的爱国行动，进行事后清算。
委员长允许学生在现场喊口号、打旗帜，甚至可以游行。
他需要这种“民意”来装点门面，向外界展示他治下的“抗日热情”。
但这种热情必须是可控的。
运动会一结束，哪些学生是骨干，谁喊的口号最响，谁组织的游行，全部要记录在案，拉出单子，秋后算账。
梁承烬把电报放在桌上，用半杯凉茶压住。
老蒋的意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运动会你给我盯紧了，别出岔子。学生要闹爱国，你就让他们闹，给他们鼓鼓掌都行。但闹完了，把带头的人都给我记下来，回头我挨个收拾。
何等的虚伪。
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头顶悬着一把刀，脚下也踩着一块垫脚石。
风险在于，运动会的安保工作，牵扯的面太广了。
他不仅要跟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打交道，还要和天津市公安局、河北省保安处那帮人协调。
更头疼的是，还得应付日本驻屯军。
他一个二十岁的代理站长，虽然大事干了不少，但能不能镇住这么多牛鬼蛇神，是个大问题。
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
机会在于，这份情报，对天津地下党来说，价值连城。
委员长要在运动会上盯谁、查谁、会后打算对哪些爱国学生下手——这些信息如果能提前送到组织手里，就能救下很多热血青年，避免他们稀里糊涂地掉进黑牢里。
梁承烬把电报又看了一遍，每一个字都咀嚼透了，然后锁进了抽屉。
下午三点，他在会议室召集了全体骨干。
“弟兄们，都坐。”
长桌旁，人不多，但个个都是天津站的顶梁柱。
江佰陆、郑耀先、徐百川、方觉夏、钟定北、赵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