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是大局。基层干警的积极性，也要保护。林书记，这个水——很深的。”
最后三个字，他说得很慢。
“很深”两个字之间，隔了将近一秒。
林度看着他。
“马常委，你在纪委二十年。”
“二十一年了。”
“二十一年。你比我清楚一件事——掩盖犯罪，才是最大的不稳定。”
马文龙的保温杯停在了肚子前面。杯盖上的茶叶滤网，在走廊的灯光下反着一点银光。
“一个公民被砍了三刀，派出所写了个'醉酒滋事'就结案了。他爹抱着带血的衣服跑了三个地方，没人管。最后跪在省纪委信访室的地上——你的信访室的地上——你签了一个'不实举报'把他退回去了。”
林度往前走了半步。走廊变窄了。他和马文龙之间的距离缩到了一米出头。
“你退给他的不是一张纸。你退给他的是绝望。一个父亲的绝望。”
马文龙的笑终于从脸上消失了。不是被吓掉的。是主动收起来的。
他用的表情是另一种——沉肃。严肃而冷静。体制内老练的干部在被逼到墙角之前会切换的那副面孔。
“林书记，你说的这些我理解。但纪委的工作不能靠感情用事。你是学法的出身，应该比谁都清楚——程序正义。”
“我很清楚。”林度说。“所以我要看程序。”
“什么意思？”
“安南市城北派出所的接处警记录、现场勘查笔录、法医鉴定委托书——这些程序性文书，你在退回之前核实过吗？”
马文龙没有立刻回答。
这个停顿出卖了他。
如果核实过，答案应该是脱口而出的——“核实过了，一切合规。”一秒都不需要犹豫。
但他犹豫了。
“我让信访室的同志查过——”
“查了什么？”
“派出所有调查结论——”
“调查结论和原始证据是两回事。结论可以编。笔录不能编。现场照片不能编。急救车的出车时间和医院的入院记录不能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