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头发烫过大波浪，松松地披在肩上，走起路来发梢轻轻晃动，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
那种香气不是雪花膏的味道，也不是花露水的味道，而是一种陌生的、高级的、让人忍不住想多闻两下的味道。
时欢不在意那些目光。
她拖着一只棕色皮箱，高跟鞋敲击在青石板上，发出清脆而有节奏的声响，像是一首明快的曲子。
她走到巷尾，在一扇褪了色的木门前停下。
门上的油漆已经斑驳，露出底下灰白的木头，门环是一只铜制的狮子头，锈迹斑斑。
她从兜里掏出一把钥匙，插进锁孔，轻轻一转。
咔哒一声，锁开了。
推开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屋子不大，一间堂屋，一间卧室，外加一个小小的厨房和厕所。
堂屋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张八仙桌和两条长凳，桌面上积了一层厚厚的灰。
墙角堆着些旧报纸和破瓦罐，蜘蛛网从房梁上垂下来，在晨光中微微晃动。
卧室里有一张木板床，床上铺着一张草席，草席已经发黄发脆，边缘都起了毛。
窗户上的玻璃碎了一块，用报纸糊着，风吹过的时候哗啦啦地响。
时欢环顾四周，倒也不嫌弃。
她放下皮箱，从里面拿出一块抹布，开始收拾。
安顿下来的第三天，时欢去棉纺厂报到。
棉纺厂在城东，从巷子走过去大约二十分钟。
一路上要穿过三条街，经过一座石桥，桥下的河水绿幽幽的，漂着几片荷叶。
厂门口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苏州第三棉纺织厂”。
铁栅栏门半开着，门卫室里坐着一个老头，正戴着老花镜看报纸。
时欢说明来意，老头抬头看了她一眼，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两秒，然后指了指里面：“办公楼二楼，厂长办公室。”
厂长姓王，四十多岁，秃顶，啤酒肚，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扣子快被肚子撑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