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指着报告上“缴获清单”那一栏，那里罗列着一长串财物名称和数量，看起来密密麻麻的，但仔细一看就会发现——数量栏里的数字，全都模糊得不像话。不是看不清楚，是故意写得让人看不清楚。三和五之间，七和十之间，笔画含混，难以辨认。有些地方甚至用了一个“约”字——“约三百大洋”“约四百担粮食”。
“总队长，学生的意思是，”戴笠斟酌着措辞，“这些数字，可以写得再模糊一些。”
“怎么模糊？”李宇轩问。
“比如这里，”戴笠指了指，“‘大洋三千七百二十三元’。学生觉得，可以改成‘大洋约三千七百余元’。三和七之间差那么多，谁知道是多少？‘约’字一加，就说不清楚了。”
胡琏终于忍不住插了一句嘴：“那要是有人较真，非要查呢？”
戴笠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李宇轩替他说了：“查？查谁？查咱们？那得先问问校长同不同意。”
三个人在办公室里改了一个下午。李宇轩负责动笔，戴笠负责把关，胡琏负责——负责在旁边坐着，偶尔点个头。改完之后，李宇轩把报告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又让戴笠读了一遍。确认没有问题了，拿着报告走了。
李宇轩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越想越气。
他翻开日记本，提笔就写，笔尖划在纸上，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他心里的火气在纸上烧。先写何应钦——“民国十六年四月，清党，我被逼签字认账。此事若追根溯源，皆因何应钦当初阻他升官。若他已是旅长、师长，谁人敢将如此报告送至他桌前？”写到这里，他越写越来劲，把之前记的那些陈年旧账也翻了出来。
他又翻到新的一页，写李宗仁——“李宗仁，广西人，非黄埔出身，亦附和何应钦之议，阻我升迁。今日之事，李宗仁虽非主谋，亦为帮凶。他日若有机会，必当还之。”写完想了想，觉得自己有点不讲理。李宗仁阻他升官是阻他升官，清党报告是清党报告，两件事根本不搭界。但他不管，反正都记上，反正都是一伙的。
“顾祝同，此人平日不显山露水，然关键时刻从未帮我说过一句话。南昌会议之上，何应钦发难，顾祝同附和，我铭记在心。”写完之后看了一遍，觉得顾祝同这个人虽然没怎么得罪过他，但也没帮过他。不帮他，就是他的敌人。
他在最后加了一行字：“今日之事，我记下了。这笔账，咱们慢慢算。”
戴笠把报告送上去之后，李宇轩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他等了好几天，广州那边一点消息都没有。他不知道的是，那份报告在广州被转了一圈之后，被装进了另一个牛皮纸信封，送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报告送到大队长桌前的时候，是四月末了。
大队长坐在南京总司令部三楼的办公室里，拆开信封，抽出那份报告，慢慢地看着。他一页一页地翻，看到“缴获清单”的时候，眉头皱了一下。看到“资金去向”的时候，嘴角微微抽了一下。看到“黄埔教导团团长李景诚”的签名时，他把报告放下了。
他端起桌上的白开水，抿了一口。
大队长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半天没动。报告上那些模糊的数字，那些“约”字，那些春秋笔法，他都看出来了。但他什么都没说。
他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他想起了一件事。李宇轩是他在溪口带出来的，是李顺的儿子，是蒋家的家仆。这种关系，不是何应钦、陈诚他们能比的。李宇轩贪就贪点吧。他信得过的，不多。
但信得过归信得过，敲打还是要敲打的。不然这小子以后胆子越来越大，迟早惹出事来。
“王世和。”大队长朝门外喊了一声。王世和应声而入。
“给广州发电报。让景诚来南京一趟。就说——我想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