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押送回原籍？
还是发配至某个偏远的农场或工厂？
这些关键信息，他一概不知。
在那个户籍与单位严密管控一切人口流动的年代，没有官方线索的私人寻找，无异于大海捞针。
能够掌握这些信息的，只有当年的经办单位，只有那个庞大而缜密的行政体系本身。
因此，以什么身份回去，便成了最关键的问题。
一个普通的美籍华人，甚至一个富有商人，在1971年的华国，不被抓起来严刑拷打就算不错了。
而这，正是他不择手段也要坐上州长之位最深层、最私人的原因之一。
若非为此，凭借他对未来数十年的“先知”，以及系统赋予的超越时代的能力，他本可以轻易选择一个更安全、更富足、更惬意的活法，逍遥度日。
州长的身份，是一道护身符，也是一把钥匙。
它代表着漂亮国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权威，能够让他获得那个封闭体系一定程度的、不得不有的正视与接待。
它可能为他撬开一扇查询档案的门，可能换来一次与地方官员的正式会谈，可能让“寻亲”这个私人请求，被置于一个对方不得不谨慎处理的、带有微弱外交意味的框架内。
他没有过多犹豫。
按下内部通话键，他的幕僚长埃文斯的声音立刻传来，清晰而干练：“州长先生？”
“埃文斯，”陈时安的声音平静如常，仿佛在安排一项普通公务：
“我需要你以州长办公室的名义，向联邦相关部门——主要是国务院和司法部——做一份正式的行程报备。”
他略作停顿，确保接下来的每个字都清晰无误：
“报备内容：州长陈时安，拟于近期以纯粹私人身份，前往华国进行短期访问。
目的为处理必要个人事务，不涉及任何官方职能、政治活动或商业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