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离开贝当路的时候，雨似乎下得更大了一些。他撑着伞走在法租界的老街上，身边是匆匆走过的难民、叫卖梨糖的小贩、和用法语争吵的印度巡捕。一个穿着破棉袄的老头蹲在路边，面前放着一只搪瓷碗，碗里只有几个铜板。老头看上去有六七十岁了，面色蜡黄，嘴唇干裂，眼睛里带着一种认命了的呆滞。
郑耀先走过去的时候，往碗里丢了一块银角子。老头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嘴唇哆嗦了两下想说句谢谢，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只是低下头去继续蹲着。
一个破碎的世界里，所有人都在各自挣扎着活下去。
他拐过一个街角，在一个卖烤红薯的摊子前面停了一下。摊子的主人是个四十来岁的妇人，围着一条脏兮兮的围裙，手上满是煤灰。炉子上烤着七八个红薯，散发出一股甜腻腻的焦香。
“来一个。”郑耀先掏出两个铜板放在摊上。
妇人用荷叶包了一个递给他。他接过来捧在手心里，热乎乎的，像是捧着一团小小的火焰。
他没有吃。他边走边把红薯放进了风衣的内口袋里。
他在心里默默算了一下，上一次和程真儿真正面对面说话，已经是快两个月前的事了。在那之前，他们只通过暗号、密信和死信箱保持着最低限度的联络。
两个月。
对于普通人来说，两个月可能只是一段不长不短的时光，但对于他们这种人来说，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每一次隔街相望，都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
他不敢想太多。
一个合格的卧底，不应该有太多的私人情感，但他又没办法完全把那些东西从心里剔除干净。它们像是扎进肉里的碎玻璃，你不去碰它就不疼，但你知道它一直在那里。
刚才她看他那一眼里的神色，他读得懂。那不是一个普通女人看一个普通男人的眼神，那是一个特工看另一个特工的眼神，里面有确认、有关切、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坚定。
她在告诉他：我还在坚守。你也是。
回到特务处据点的时候，宋孝安正在门口等他，手里攥着一张刚解码的电报纸，脸色有些难看。
“六哥，南京来的加急密电。”
郑耀先接过电报纸，展开一看。
电文很短，只有两行：
“查：近日我军闸北炮兵阵地连续遭敌精确轰炸，损失惨重。疑有内奸提供坐标。着上海区三日内查明，务必揪出泄密渠道。”
落款是戴笠亲笔签发的代号。
三日内。
三万两黄金刚刚送走，水产行的烂摊子还没有彻底清理干净，井上清一郎还在外面虎视眈眈，现在又来了一桩前线泄密案。
郑耀先把电报纸折了两折塞进口袋里，抬头看了一眼阴沉的天空。
雨还在下，而且越下越大了。
“走吧。”他对宋孝安说，“把电讯室的高洪桥叫上，我们去听听日本人的无线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