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郑。
高拱的书房里堆了半人高的稿纸。隆庆元年的春天，这位曾经的内阁大学士被赶回老家，没田可种，没官可做，便日日伏案著书。
高务观站在书案旁边研墨。
墨条在砚台里转了三十几圈，墨汁浓稠，映着窗外的日头。高务观今年二十一，身量随了父亲，高瘦，但没有父亲那股子凌人的气势。他偷眼看了看父亲——高拱执笔悬腕，落字极快，一页纸写满，掀过去，再落。
门外传来脚步声。
管事老刘推门进来，手里攥着一封信，站在门槛外头，不敢往里迈。
“老爷。”
高拱没抬头。“放那儿。”
老刘没放。站在原地，搓了两下手。
“京里来的急信。”
高拱的笔顿了一下。
搁笔。接信。拆开。
竖着看了两行，高拱的手停住了。
高务观凑过去想看，被高拱一巴掌拍开。
“让开。”
高务观退了两步，看着父亲的脸。那张脸上没有什么剧烈的变化，只是嘴唇抿紧了，腮帮子上的肉咬了两下。
高拱把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然后把信纸往桌上一拍。
“蠢货！”
高务观吓了一跳。
“二伯怎么了？”
高拱站起来，椅子往后拖了半尺，嘎的一声。他背着手在书房里来回走了三趟，每一步都踩得重。
“抄家。男丁流放云南。女眷没入教坊司。”
高务观的脸白了。
“二伯一家……全完了？”
高拱没答他这句废话。站在窗前，两只手撑着窗台，指甲抠进木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