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台日本重机牌平缝机。
工人们已经到了十几个，正三三两两站在门口张望。看见卡车上的设备，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的妈，这是重机的？"
"这机器我在东莞见过，大厂才用这个，一台好几千吧？"
"好几千？上回张姐说一台七千二！"
"七千二？六十台……那得多少钱？"
叽叽喳喳的声音在身后响成一片。
陈峰没回头，发动了他爸那辆半新不旧的五菱宏光，朝镇上开去。
中心卫生院东边的巷口他很熟。
小时候每次打预防针完了，他妈都带他去巷口吃一碗馄饨。
巷子还是那条巷子，馄饨摊已经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用两根竹竿搭起来的简易棚子，棚子底下摆着一台老式缝纫机——不是脚踏的那种，是更老的手摇式。
缝纫机后面坐着一个女人。
头发花白扎在脑后，脸瘦得颧骨突出。
一副老花镜架在鼻梁上，镜腿断了一根，用胶布缠着。
她正低头给一件校服改裤脚。针脚走得极慢，极稳。
旁边一个胖女人正摇着蒲扇抱怨：“桂兰，换个拉链收八块，你也太黑了，镇那头裁缝铺才收五块。”
周桂兰手里的活没停，右手摇着转轮，左手推送着布料。
“拉链三块，线一块，手工四块。”周桂兰头也不抬，“嫌贵你现在拿走，去镇那头。”
胖女人被噎住了，扇子扇得更响：“你这人，难怪李建国坑你，就你这臭脾气，活该。”
缝纫机的声音戛然而止。
周桂兰抓起剪刀，“咔嚓”剪断线头，把裤子往桌上一扔。
“八块！给钱！”
胖女人掏出十块钱拍在桌上，拿了找零，骂骂咧咧地走了。
周桂兰把十块钱塞进围裙口袋，重新拿起另一件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