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儿庄正面，孙连仲蹲在机枪掩体里。
他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次打退日军的冲锋了。耳朵里全是嗡嗡的耳鸣声，喉咙里有一股腥甜的味道，那是肺部被震伤后的血。他的军帽上有一个弹孔——子弹从帽檐上方穿过，把他的头发燎焦了一缕，留下一股焦臭味。他伸手摸了摸那个弹孔，指尖穿过去，能感觉到另一边的空气。
一个机枪手被弹片削掉了半只耳朵，血顺着脖子往下流，流进领口里，温热的，黏稠的。他还在扣扳机，枪身剧烈震动，弹壳叮叮当当跳出来，落在脚边。血滴在枪托上，顺着木纹往下淌，在枪托上留下一道暗红色的痕迹。他每一次扣动扳机，手指都在那道血痕上滑动，黏腻腻的。
孙连仲蹲到他旁边，拍了拍他的肩膀。机枪手转过头，看见孙连仲，愣了一下。他的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惊讶，感动，还有一种说不清的踏实感。他嘶吼着，声音在枪声中几乎听不见：“司令！你怎么上来了！这里危险！”
孙连仲把军帽往下拉了拉，帽檐压得很低。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你们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今天要么一起守住，要么一起死在这里。”
机枪手转回去，继续扣扳机。他的手指在发抖——不是因为恐惧，是因为司令就在他旁边。
对面日军阵地上，一个日军中队长举着望远镜。镜头里，一个穿将官军服的身影出现在战壕最前沿，正蹲在一个机枪手旁边，拍着他的肩膀。中队长放下望远镜，难以置信地眨了眨眼，又举起来看了一遍。然后他对旁边的参谋说，声音里带着一种无法理解的困惑：“支那军的司令官——在前沿战壕里？”
参谋接过望远镜，看了一眼。他沉默了片刻，然后只说了一句话，声音很低，像在自言自语：“中央军这次不一样。”
拉锯从早晨打到午后。日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发起多次冲锋，每次都被打了回去。没有重炮支援，步兵打坦克只能靠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伤亡大得惊人。一个连队冲上去接替前沿阵地时还是齐装满员，等换下来时只剩下不到一半人。连长蹲在战壕里，看着剩下那些浑身是血的兵，浑身上下全是泥土和血迹，分不清哪些是自己的血，哪些是战友的。他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沉默了几秒，他只说了一句：“歇一会儿，换完弹药再上。”
没有人抱怨。没有人说话。士兵们默默地坐下来，从弹药箱里取出子弹，一颗一颗压进弹仓里。动作机械而熟练，像做过无数次一样。
川军阵地那边，子弹快打光了。通讯员跑去找补给队，跑了好几里路，终于在后方一个路口看到了补给卡车。卡车上装着满满一车步枪弹，车厢上印着中央军的标志。通讯员气喘吁吁地跑过去，话还没说完，补给官就甩下一句：“上面说了，先紧着中央军弟兄。你们川军再等等。”
通讯员站在路边，看着那辆卡车扬起一路尘土远去。他攥着空荡荡的弹药袋，指节发白。他骂了一句脏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从心底涌上来的愤怒和悲哀。然后他转身，跑回阵地。他身后，那辆卡车的影子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公路尽头。
孙连仲在指挥部里对着电话嘶吼。他的声音沙哑，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预备队呢！我的预备队在哪！”
电话那头，何应钦的声音冷得像冰，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务必坚守阵地，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不得后撤一步。”
孙连仲把话筒砸在桌上。话筒在桌上弹了一下，滚到桌边，悬在半空晃荡着。他站在那里，胸口剧烈起伏。他自己的嫡系在后方躲着，让杂牌军在前面送死。他拿起军帽扣在头上，对参谋长说：“走。上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