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立抬手拦住了她。
他没有站起来，没有往后退，也没有露出任何被惊吓到的表情。他抬起手做了一个“停”的动作，很慢，很轻，但很确定。
“没事。”他看了刘大姐一眼，“你搬把椅子过来，让肖大姐坐下慢慢说。倒杯水。”
刘大姐愣了一下。那一下愣不是犹豫，是意外。
她也许见过别的领导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处理——站起来，退后一步，让工作人员把上访群众拦住，说一句“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会认真研究”，然后转身走人。
那不是她的经验，那是她的肌肉记忆。
但程立说的是“搬把椅子过来”。
她转身去搬椅子，手忙脚乱地把椅子搬到肖大姐身后。肖大姐被扶着坐下，手里还攥着那个布包。
刘大姐又去倒了杯热水递给她，她接过去握在手心里，但没喝。水杯很热，她的手在抖，水面上荡出一圈一圈细密的波纹。
程立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不到一米，他能闻到她身上那股洗衣皂和风尘混在一起的味道。他平视着她的眼睛。
“肖大姐，你慢慢说。你儿子叫什么名字？”
他的声音不大，不快，不紧张，像是在跟她聊一件很平常的事。
肖大姐看着他，眼睛里那层疯狂褪去了一些，露出底下的东西。底下不是疯狂，是绝望。
是那种已经绝望了很久、但又不肯彻底放弃、所以一直在绝望和希望之间反复撕扯的、不成形状的东西。
“我儿子叫谢小为。”她的声音还在抖，但比刚才稳了一点，像是找到了一个可以抓住的东西，“从小到大乖巧懂事孝顺。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这孩子争气呀，考上了中南大学。”
她说到“中南大学”的时候，声音忽然亮了一下，像一截烧断了的灯丝在被风吹灭之前忽然迸出了一簇火苗。
“你说这么一个好孩子，怎么会去做那种丧尽天良的事？不可能的。他们冤枉我儿子的。”
“他犯了什么事？”程立问得很平淡，像是在确认一个信息。
“没有！他没有犯罪！”肖大姐的声音又急起来，手里的水杯晃了一下，洒出几滴热水，烫在她手背上，她像完全没感觉到，“他们说我儿子强奸杀人……可那尸检报告上写得清清楚楚！下面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没有精液！完全没有证据。”
她说到“尸检报告”的时候，声音忽然变了一个调。
不是失控的哭腔，不是愤怒的尖利，而是一种很奇怪的、像是在背什么东西的腔调——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像是在心里背了无数遍，每一个字都刻进了骨头里。
程立的目光微微动了一下。
他没有接话，等着她继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