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走光了，会议室只剩程立和陈大川。
“程立啊，”陈大川点了支烟，“你这套思路，风险不小。”
“我知道。”
“但我觉得对。”陈大川吐了口烟，“基层工作，最怕的就是表演。你演一次，就得演十次。最后自己都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演的。”
程立深以为然。
“不过，”陈大川弹了弹烟灰，“该做的准备还是要做。特别是汇报材料，要下功夫。省领导时间有限，你要在最短时间内，把最核心的东西讲清楚。”
“我明白。”
从会议室出来，程立没回办公室，直接去了档案室。
李秀英正在整理资料，桌子上堆满了各种文件、表格、记录本。
“程镇长，您看。”她指着一摞材料，“这是各村报上来的原始记录，有些字迹很潦草，有些是方言……”
“都要。”程立拿起一本苗岭的工分记录本，翻开。
纸张粗糙，字歪歪扭扭，但记得很认真：
“八月二十日，龙大山，打炮眼，四个工；石老五，运石头，三个工；吴桂花，烧水做饭，半个工……”
一笔一划，都是汗水。
“把这些原始记录复印一份，原件保存好。”程立说，“汇报时，可以给领导看这些最真实的东西。”
“好。”
“另外，你统计几个数据：总投入多少，其中政府支持多少，群众投工投劳折算多少；受益多少户，多少人口；预计能解决什么问题……”
“这些都有。”李秀英翻开另一个本子，“我都整理出来了。”
程立看了看，数据很详实：“很好。就用这些数据说话。”
接下来的几天，青山镇进入一种奇特的节奏。
表面看，一切如常：修路的继续修路，建市场的继续建市场，群众该干什么干什么。
但细心的人会发现，各村的材料堆放更整齐了，工具摆放更有序了，施工记录更规范了。
程立每天在各村之间穿梭，检查进度，解决问题，但绝口不提“省里要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