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阿大，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七日，罗店战役。所在班坚守阵地三昼夜，击退日军七次冲锋。最后时刻，身中三弹，拉响集束手榴弹，与冲上阵地的十一名日军同归于尽。追授青天白日勋章，追晋少尉。”
他顿了顿，又念：
“王二狗，二月九日，大场。为救战友，扑向日军掷弹筒，壮烈牺牲。”
“刘长根，二月十四日，吴淞。双腿被炸断，爬行三十米，用最后一颗手榴弹炸毁日军装甲车。”
“赵有才，二月二十一日，罗店。子弹打光后，用刺刀捅死三名日军，力竭而死。”
“孙福贵，二月……”
他一共念了四十四个名字，每个名字，都对应着一个壮烈的牺牲，对应着一枚失而复得的勋章。
每念一个，就有一个烈属家属上前，从士兵手中接过那枚勋章，紧紧攥在手里，贴在胸口，仿佛贴着亲人的体温。
有的家属嚎啕大哭，对着墓碑的方向，喊着亲人的名字；有的默默流泪，捧着勋章，深深鞠躬；有的老人，颤巍巍地摸着勋章，嘴里喃喃着：“儿啊，你的勋章回来了……”
最后，陈树坤走到麦克风前。
他没有拿演讲稿，只是看着台下那些流泪的面孔，那些残缺的家庭，那些永远失去儿子的母亲、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亲的孩童，朝阳照在他的脸上，他的眼眶，微微泛红。
“我陈树坤，”他开口，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得很远，飘在陵园的上空，飘在一排排青石碑之间，“对不起大家。”
他弯下腰，对着台下的烈属，对着一排排墓碑，深深鞠了一躬，腰弯得很低，很久。
“是我治军不严，治政无方，让英雄流血，又让英雄的家人流泪。让这些为国捐躯的忠魂，在地下，不得安宁。”
“这四十四枚勋章，本该挂在英雄们的胸前，受万人敬仰。却被那些人渣，当成废铁，扔在角落里，准备熔了打首饰。这是我的失职，是我对不住各位，对不住牺牲的弟兄们。”
陈树坤直起身，眼中寒光闪烁，朝阳照在他的瞳孔里，亮得吓人。他提高声音，每一个字都像铁锤砸在铁砧上，铿锵有力：
“从今日起，凡我粤、湘、闽三省，所有阵亡将士遗属，皆由军队直接庇护！”
“任何人，敢动烈属一根头发，我诛他九族！”
“任何帮派，敢抢烈属一文钱，我灭他满门！”
“任何官员，敢收帮派一分贿，敢护帮派一人命，我要他脑袋！”
他抬手，指向陵园东侧：“烈士陵园旁，即刻设立‘烈属庇护所’。无家可归者，可住。无依无靠者，军队养。子女无钱读书者，公费供。老人无人赡养者，政府管。”
“我要让全中国都知道——跟着我陈树坤当兵，活着，有军饷，有尊严。死了，家人有人养，有人护，有人敬！”
台下，寂静了三秒。
然后，掌声如雷。
哭声、喊声、叫好声，混成一片，在陵园的上空回荡。有人跪下了，对着陈树坤，对着墓碑，磕着头；有人拼命鼓掌，手掌拍得通红；有人高喊：“陈主席万岁！”“粤军万岁！”
陈树坤没有笑。
他只是看着那些流泪的面孔，看着那些紧握勋章的手，看着那些墓碑上永远年轻的名字，朝阳照在他的脸上，一半亮，一半暗。
他知道，民心可用。
但这份“用”，是沉甸甸的责任，是千钧的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