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上的突破，却带着血泪。
华夏大学医学院教授吴又可的后人吴有性，盯着显微镜下的水样，手在发抖。这是从苏州周庄取来的污染河水，里面密密麻麻游动着从未见过的小虫子。
“这就是……细菌？”他喃喃道。
三年前，他从法国留学回来，带回了巴斯德的“细菌致病说”。起初没人信——“病是邪气入侵，跟小虫子有什么关系？”
直到共和八十年春，北平爆发痢疾，一天死三十多人。吴有性取病人排泄物镜检，果然找到同样的杆菌。他提出：煮沸饮水、病人隔离、医护者用石灰水洗手。
太医院的老太医们嗤之以鼻：“洗手防病？荒谬！”
杨振华却下了令：“按吴大夫说的办，从朕的宫里开始。”
奇迹发生了。严格执行防疫措施的区域，疫情十天就控制住了。而按老法子“焚香驱邪”的区域，死人越来越多。
最让吴有性振奋的，是牛痘疫苗的全面推广。其实早在共和初年，杨振华就凭记忆提出过“种痘防天花”，但一直靠人传人，效率太低。如今有了细菌理论支撑，吴有性建立起规范的疫苗制备所：取牛痘浆，低温保存，批量生产。
到共和八十一年，全国接种牛痘者已达三百万人，天花发病率降了七成。有老郎中看着空荡荡的“痘疹科”病床，感慨：“千年瘟神，真让这看不见的小虫子给制住了？”
材料学院的突破，则与军械密切相关。
汉阳兵工厂总工陈铁山，为“七〇式步枪”的枪管寿命愁白了头。连续射击三百发后，枪管就会发软变形。他找到材料学院的赵钢：“赵先生，您那‘铬钢’能不能再硬些？”
赵钢实验室里，坩埚炉火光通红。他试过加钨、加钼、加钒，笔记记了三大本。最后发现，在钢水里加少量“铝”，再控制冷却速度，能得到强度惊人的特种钢。
“但这铝……”赵钢苦笑，“比银子还贵啊。”
铝的提炼是另一个难题。这时代铝的产量极低，拿破仑的餐叉是铝制的，比金餐具还显尊贵。华夏大学化学组试了无数方法，最后用电解法在实验室里炼出了拳头大的一块。
杨振华拿着这块银白色的金属，沉吟良久：“先不计成本，继续研究。这材料轻便，将来造飞机、造快艇，都用得上。”
共和八十一年秋，杨振华在华夏大学大礼堂，宣布成立“国家科学院”。
台下坐着沈继祖、陈延年、孙厚朴、吴有性、赵钢等一百多位学者。杨振华亲自将聘书递到每人手中：“从今往后，诸位俸禄由国家支给，专心研究，不必为五斗米折腰。”
同时颁布的还有《国家科技奖条例》。首届获奖名单：沈继祖的发电机改良，奖金五千两；吴有性的牛痘接种法推广，奖金三千两；陈延年的合成染料，奖金两千两。
最震撼的是留学政策。“选派二百名优秀学子，赴英国、法国、普鲁士深造。学成归国者，授官职、配实验室、给研究经费。”
年轻学子们沸腾了。十八岁的物理天才王明阳，攥着录取通知书对父母说：“爹、娘，儿子要去剑桥学电学，回来给咱全村通上电灯！”
但也有担忧。有老臣私下议论：“派这么多人去泰西，学来的都是洋玩意儿，会不会丢了祖宗根本？”
杨振华在御前会议上说：“马车时代，咱们造出了最好的马车。可如今是火车时代、电报时代，咱们若还抱着马车不放，就要挨打。科技无国界，谁先掌握，谁就主动。”
这年除夕，上海永昌纺织厂有了新变化。
厂里装上了电动机带动的织布机，噪音小了，转速稳了。李秀英发现，自己不必再像以前那样，时刻紧张地盯着皮带怕它脱落。更让她惊讶的是，厂里新装的电灯，把车间照得亮如白昼，布匹上的疵点一目了然。
下班时，她拿着四两半的工钱——因为用了新机器，效率提高，工钱又加了——去布庄扯布。掌柜热情推荐：“新到的‘中华紫’，合成染料染的，不掉色，比洋布便宜三成！”
她摸了摸，给女儿买了二尺做衣裳。
走在闸北的街上，虽然空气里还有煤烟味，但路灯已经亮起来了。儿子小虎举着本书，边走边看，差点撞到电线杆。
“看什么呢这么入神？”
“娘！这本书说，将来会有‘电扇’，夏天不用摇扇子；会有‘电车’，不用马拉自己跑！您说，真的吗？”
李秀英抬头看着路灯投下的光晕，想起十年前刚进厂时，车间里只有几盏昏暗的油灯，纱线断了都看不清。
她摸摸儿子的头：“十年前娘也不信会有电灯。既有人能想出电灯，电扇、电车……大概也能成吧。”
远处传来火车汽笛声。这个古老国度，在解决了劳工矛盾、环境污染等第一轮工业化阵痛后，正站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门槛上。电光在实验室里闪烁，化肥在田野里生效，疫苗在孩童臂上留下印记。
前路依然漫长——成本问题、技术难关、传统阻力，都还在那里。但至少在这一刻，在北平试点街道的灯光下，在上海纺织厂的新机器前，在江南试用化肥的稻田边，有一种名为“希望”的东西，正随着电流、随着化学公式、随着显微镜下的发现，悄然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