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英第一次坐火车，是共和八十四年开春。她攥着那张从上海到成都的硬座票，手心都汗湿了——三两银子，足足半个月工钱，就为回趟巴中老家。
月台上人声鼎沸。穿长衫的商人提着皮箱，挑担的小贩吆喝卖茶鸡蛋，戴眼镜的学生抱着书本，还有一队士兵整齐地背着行李。蒸汽机车头喘着粗气，白烟滚滚，车厢上漆着“沪蓉线·特快”几个大字。
“娘，这铁家伙真能跑？”十二岁的儿子小虎摸着冰凉的车厢皮，眼睛瞪得溜圆。
“能跑。”李秀英想起八年前，她跟着逃荒的乡亲走水路来上海，整整一个月。如今火车只要三天三夜。
汽笛长鸣，车身猛一晃动，缓缓开动了。窗外月台后退，景物越来越快，最后连成一片模糊的绿。车厢里惊呼声四起，有人打翻了茶水，有人紧紧抓住扶手，更多人把脸贴在窗玻璃上，看着这个从未见过的、飞速后退的世界。
李秀英忽然想起永昌纺织厂那些新装的电动机。电让机器转得快，而这铁轨上的蒸汽巨兽，让整个国家都转快了。
铁路的蓝图，早在杨振华登基之初就画过草图。但真正的大规模建设，要从共和七十八年说起。
那年内阁会议上，工部尚书周文远摊开一张硕大的地图，上面画着六条粗重的红线：“陛下，各位同僚，这是规划的‘三横三纵’干线。三横：北平至包头、连云港至兰州、上海至成都；三纵：哈尔滨至广州、天津至厦门、太原至南宁。”
户部尚书倒吸凉气：“周大人，这得花多少钱？”
“初步估算，六条干线总长两万公里，需银八千万两。”
满朝哗然。有老臣颤巍巍站起来：“八千万两！抵得上三年国库收入！修这铁疙瘩，值吗？”
杨振华没直接回答，反而问兵部尚书：“若东北有警，从广州调新军北上，如今要走多久？”
“走驿道、换水路，少说三个月。”
“若铁路通了，火车日夜不停呢？”
兵部尚书愣了愣：“若真能日夜不停……或许十日？”
“这就是值不值。”杨振华手指轻敲龙椅扶手，“十日与三个月，战场形势天差地别。再说民生——江南的米、四川的盐、山西的煤，若能廉价快捷运往全国，百姓生计能改善多少？工商能繁荣多少？”
道理大家都懂，可钱从哪来？
方案是继华提出的：“发行铁路债券，分三十年偿还，年息四厘。民间、商号、钱庄皆可认购。朝廷以铁路运营收益作保。”
“若百姓不买呢？”
“那就朝廷带头——内帑先出五百万两。”
圣旨颁下，债券开售。起初观望者多，直到上海“丰泰钱庄”的孙掌柜算了笔细账：一担米从湖广运到直隶，走水路要二十天，运费二钱银子；若走铁路，三天，运费只要八分。光粮食运输这一项，铁路一年就能赚多少？
孙掌柜咬牙买了十万两债券。消息传开，富商们纷纷跟进。三个月，首期两千万两募齐。
修路却是血汗铺就。
太行山段，工头老赵带着三千民工，在山腰凿隧道。没有炸药，就用铁钎、大锤一寸寸敲。常有哑炮，常有塌方。共和八十一年那场大塌方，埋了十七个人。老赵跪在碎石堆上刨得双手血肉模糊，最后只挖出五具遗体。
“抚恤金每人五十两，朝廷出。”督办的官员红着眼圈承诺。
老赵抹了把脸，转身对剩下的工人吼道：“继续干！等隧道通了，火车呜地一声从咱们打的洞里穿过去，那才叫真痛快！”
最难的还是长江大桥。武汉段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德国工程师看了直摇头：“需要特种钢，需要大型打桩的机器，贵国……”话没说完，但意思明白——你们造不了。
材料学院的赵钢带着团队在汉阳住了两年。特种钢攻关成功，可打桩的机器确实没有。老办法，人海战术。上千民工驾着小船，用最原始的方法下木笼、填石块。共和八十二年汛期，一个巨浪打翻三条船，二十多人再没上来。
大桥合龙那天，两岸站满了百姓。当最后一根钢梁架设完毕，鞭炮声响彻长江。有老人跪在江边磕头：“列祖列宗在上，咱们中国人，在长江上架起铁桥了！”
李秀英的火车进入四川盆地时，已是第三天清晨。车厢里弥漫着泡菜味、汗味和煤烟味，但没人抱怨——比起当年走栈道、攀峭壁，这简直是神仙待遇。
邻座是个山西煤商，姓王，去成都谈生意。他掰着指头算账：“从前运一车煤到四川，走黄河水路转陆路，两个月，损耗三成，运费比煤还贵。如今火车直运，七天，损耗不到一成。这生意，做得！”
对面坐着个年轻书生，要去兰州教书。他兴奋地说：“朝廷新颁的《铁路时刻表》，所有车次都按‘北京时间’走。从此天下时辰统一，再没有‘此地午时，彼地未到’的混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