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城破。
枪声，从紫金山一路碾到秦淮河。
约翰·马吉站在宁海路5号安全区总部的二楼窗前，手指抠进窗框，木刺扎进肉里都感觉不到疼。
街上，一队日本兵正在砸门。
一个老人动作慢了，被枪托狠狠砸在脸上。他仰面倒下，后脑勺磕在石阶上，血“咕”一下就涌了出来。
几个日本兵爆发出哄笑，其中一个抬脚踢了踢那不再动弹的身体，像在试探一条死狗的斤两。
马吉的肺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几乎无法呼吸。
他猛地转身冲进里屋，从床底拖出一个旧皮箱。箱子打开，里面是十几筒未开封的16毫米电影胶卷，还有七八盒照相胶卷。
这是他所有的存货。他一个业余摄影爱好者，本想拍尽这座古都的风花雪月。
现在，他要拍的，是地狱。
“约翰，你疯了？”
门口，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约翰·拉贝脸色铁青，声音压得极低，却透着一股压不住的火气。
“外面全是野兽！你拿着这玩意儿出去，就是个活靶子！”
“那就让他们打！”马吉抬起头，眼镜片后面，眼球里全是赤红的血丝。“拉贝，如果没人拍下这些……以后谁会信？谁会为他们作证？！”
他将那台宝贝得不行的贝尔登16毫米摄影机塞进一个破帆布包，又在怀里揣了台柯达相机，出门前，他对着墙上小小的十字架划了个十字。
“主啊，让我的镜头，成为您的眼睛，记录下这人间炼狱。”
接下来的日子，马吉活得不像个人。
他像一只在城市废墟里苟延残喘的老鼠，躲在阴影里、夹缝中、甚至死人堆旁。那台摄影机仿佛有千斤重，压得他脊背一天比一天弯。
第一次拍摄，在中山北路。
一队日本兵押着上百名反绑双手的中国人，去下关江边。有放下武器的士兵，但更多的是平民。
马吉躲在一堵断墙后，手抖得连取景器里的画面都在晃。
队伍末尾有个小脚老太太，走得踉跄，一个日本兵不耐烦地猛推一把，老太太摔倒，后面的刺刀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捅了进去。
马吉按下了拍摄钮。
“沙沙沙……”
机械运转的声音在死寂里，响得像一声惊雷。他浑身汗毛倒竖，死死咬住嘴唇，连气都不敢喘。
那天晚上，在地下室的暗房里，他看着胶片在药水中慢慢显影。
蹒跚的队伍，雪亮的刺刀，倒下的身影。
影像越来越清晰，他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猛地扑到水槽边，“哇”地一声，把今天吃下去的糊状物全吐了出来，只剩下酸水和胆汁。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在金陵大学医院，他拍下了那些残缺的身体。外科大夫威尔逊医生连续手术四十多个小时，握着手术刀的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却嘶哑着嗓子对他吼：
“拍！都他妈给老子拍下来！让全世界看看这帮畜生干了什么！”
在安全区，他拍下了一个母亲，抱着早已冰冷僵硬、浑身青紫的孩子，坐在雪地里，一动不动，任凭雪花将她变成一个雪人。
他没敢拍她的脸，那双眼睛里是比死亡更可怕的空洞。
最危险的一次，在汉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