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毅写完记录，瘫坐在椅子上，大口喘着气。他看着天花板上斑驳的裂缝，脑子里浮现出父亲沈括那张永远严肃的脸。
“爹，你看到了吗？我做到了。”
他想起父亲说过的话：“格物之学，非为炫技，乃为致用。若能以电传信，则万里之遥，如在咫尺。此乃千古未有之变局。”
他握紧拳头，心里默默念叨：还要更远。还要更清晰。总有一天，要让长安和泉州之间，也能用这“电报”传信。
然而，阳光之下，必有阴影。
汴京城南，三十里铺。这里是汴京府最早推行“农业合作社”的试点村之一。去年秋天，合作社大丰收，家家户户分到了比往年多三成的粮食和现钱，喜气洋洋。
可今年夏天，情况有点不一样了。
村口的大槐树下，几个老汉蹲着抽旱烟，脸色都不太好。
“老李头，你家今年的工分，核下来多少？”
“别提了！我家三口人，出工二百七十天，会计说我‘迟到早退’，扣了三十个工分！我哪天不是天不亮就下地？他凭什么扣我工分？”
“你算好的了！我家老二媳妇，上个月跟合作社主任王德发吵了一架，这个月直接被安排去挑粪了！那可是个孕妇啊！”
“唉……王德发现在不得了了。当了主任，村里啥事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上头发的化肥、新种子，他先紧着自己亲戚用。咱们这些没关系的，只能捡剩下的。”
“我还听说，他和镇上粮站的站长是拜把子兄弟。咱们合作社的粮，卖给粮站，价格比市价低了半成。有人问为啥，他说是‘统一销售，量大从优’。可那半成差价去哪了？谁知道呢？”
“唉……以前各家种各家的地，虽然穷，但好歹是自己的。现在入了社，地是‘合’了，可这说话的份儿，也‘合’没了。王德发现在比以前的保长还威风！”
一个年轻点的后生凑过来，压低声音说：“我听在县里当差的表哥说，朝廷最近在查合作社的账。好几个村的主任都被叫去问话了。王德发这几天，脸色也不太好看。”
几个老汉对视一眼，眼神里既有幸灾乐祸，也有一丝担忧。
“查查也好。总得有人管管他们。”
“就怕……查不出啥。人家上面有人。”
与此同时，汴京城西的“国营开封机械厂”里，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这座工厂是去年刚投产的，主要生产新式织布机和农用水泵。开工之初，工人们干劲十足，产量节节攀升。可半年过去了，有些人的劲头，似乎没那么足了。
下午申时，距离下班还有一个时辰。装配车间里，几个年轻工人正围在一起，偷偷掷骰子赌钱。旁边一个老工人路过，摇了摇头，也没吭声。
角落里，一个叫刘大柱的钳工，正慢悠悠地锉着一根铁棍。他动作很慢，时不时停下来喝口水，看看窗外。
旁边一个新来的学徒，忍不住问：“师傅，这根轴，您都锉了一天了，还没好吗？”
刘大柱懒洋洋地瞥了他一眼：“急啥？反正干多干少，都是一个月的死工钱。干快了，下个月定额又得涨。慢慢来，不犯错就行。”
学徒挠挠头：“可……可车间主任不是说，咱们厂效益好，年底有奖金吗？”
“奖金？”刘大柱嗤笑一声，“那是忽悠你们新来的。去年年底，说好每人五两奖金的，结果发下来，一人二两。为啥？上头说‘利润要优先上缴国库’。咱们累死累活，图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