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收盘铃已响过二十分钟。
交易大厅的灯光尚未完全熄灭，道琼斯指数终盘数据刚刚被擦写在价目板上。有人在收拾外套，有人在核对最后一笔订单，一名年轻的交易员却突然站起身。他手里攥着一张刚吐出来的纸条。
“罗斯福死了！”
周围的人没有立刻反应过来。
“总统死了。”
这是第二遍。突然有人发出一声短促的、难以辨明含义的声音。
“哦！我的上帝啊！”
一个中年经纪人划了十字。也有人什么也没有说，转身走向衣帽架，摘下帽子，步履平稳地推门离开，交易大厅一角，几个证券商围拢在一起。
“总算.........”
有人刚开口，只说了两个字，就被同伴按住了手腕。
“出去说。”
他们穿过走廊，推开消防出口的门。防火楼梯间里没有灯，只有从门缝挤进来的黄昏光线。
有人从内侧口袋摸出一只银色啤酒壶，金属壶盖拧开的声音很轻。
“总算。”
这次说完了，酒液倒进纸杯，每人分了一口，没有人提议干杯，但还是有人举起了杯子示意。
长岛。
霍华德·巴菲特关上了书房的门，从酒柜里取出一瓶未拆封的轩尼诗。
他是奥马哈来的股票经纪人，共和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以来的坚决反对者。他反对新政，反对证券监管法，反对财富重分配，反对总统用“我们的同胞中有三分之一住不好、穿不好、吃不好”这种话来羞辱企业界。
他独自站在窗前，拔掉软木塞。
他没有欢呼，他只是把琥珀色液体倒进玻璃杯，端起来，对着窗外的暮色，尽管那里什么都没有，他喝完那杯酒，然后把杯子放进水槽，打开水龙头，看着残酒打着旋流进下水道。
次日早晨，《纽约时报》头版一片黑框。
华盛顿，白宫。
杜鲁门副总统被人从国会的议会厅请了过来。他乘电梯上楼，穿过站满沉默面孔的走廊，他没有去见罗斯福总统的遗体。他站在代理新闻秘书身边，听厄尔利念那份只有两页纸的声明。
念完后，厄尔利把纸折起来。
“总统先生有什么指示吗？”
杜鲁门摇了摇头。他上任还不到三个月，从未参与过任何美丽国的重大决策，也从未被告知曼哈顿计划的全貌。他只见过罗斯福总统4次，最后一次是在两周前，罗斯福总统靠在轮椅上，和他讨论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议程。
五角大楼作战室里，马歇尔将军望着铺满盟军部队番号的欧洲地图，长叹一声。
“他一直想亲眼看见德意志帝国投降，哎.........”
他说这话时，柏林还尚未被攻克，但鲁尔已被合围。从诺曼底登陆到莱茵河，每一寸土地都是轮椅上的那位总统先生推着美丽国走完的。
他等了四年，却只差最后一个月。
匹兹堡的高炉、西雅图的机翼、底特律的流水线，那些从未投票给他的企业主们，此刻都在为他默哀。因为他们记得，在1933年银行休业日熄灭的高炉，是罗斯福总统用一份份军舰订单重新点燃的。他用新政挽救了资本主义，然后用租借法案把美丽国变成了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华尔街的资本家们终于摆脱了那个“劫富济贫的严父”，却又不得不承认：
“没有那位严父，自己或许根本活不到今天。”
白宫，星条旗覆盖着灵柩。
没有人告诉罗斯福这些，因为他再也看不见德意志帝国投降了，看不见日本终将签字的密苏里号甲板，看不见自己亲手塑造的世界新秩序。
画架上的肖像还没有画完。
他的椅子却空了，“资本家的严父”，“美武帝”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倒在了胜利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