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他转过身，看着她，“在南京的时候，我有个真正的妻子。她叫周慧，是中学老师。1947年我被捕，她带着刚满月的晓棠东躲西藏，三年没睡过一个安稳觉。1950年我接受潜伏任务，走的那天，她抱着晓棠在码头送我，说‘我和女儿等你回来’。”
他走到窗边，背对着陈明月，声音有些沙哑：“所以我不能……我不能对不起她，也不能对不起你。你是我的同志，是我的战友，是我在台湾最信任的人。但我们只能是同志。”
沉默了很久。
陈明月轻轻说：“我明白。”
她走到林默涵身后，没有碰他，只是并肩站着，一起看窗外台北的夜色。远处有零星灯火，更远处是漆黑的山影。
“等任务完成，你回大陆，我留在台湾。”陈明月说，“台湾也需要有人继续工作。到时候，你去天安门拍张照片寄给我，要彩色的。我要看看，晓棠长大的地方，是什么样子。”
林默涵闭上眼，点了点头。
“收拾东西吧。”他转过身，已经恢复平静，“只带必需品。发报机拆开，零件分开带。护照、金条随身。其他东西全部烧掉，一张纸片都不能留。”
“那本《唐诗三百首》呢？”
林默涵走到桌前，拿起那本泛黄的诗集。他翻开《相思》那一页，女儿的照片对他微笑。他凝视了很久，然后将照片取出，贴在胸口内袋。诗集则放进火盆，划亮火柴。
火焰吞噬书页，王维的诗句在火光中卷曲、焦黑：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晓棠，等爸爸回家。”林默涵低声说。
场景九：凌晨的台北车站（凌晨4:15）
开往台中的第一班火车是五点十分。
林默涵和陈明月分开行动。陈明月扮成返乡的妇人，提着藤箱，坐黄包车到车站。林默涵则走小路，绕了三个圈子，确定没有尾巴，才从侧门进入车站。
凌晨的车站人不多，几个小贩在月台上卖早点，蒸汽机车头嘶嘶地喷着白气。林默涵买了两个饭团，在第三月台的长椅上坐下，报纸遮住脸，目光从报纸边缘扫视整个车站。
凌晨的车站雾气弥漫，蒸汽与晨露混杂成浑浊的白。林默涵的目光扫过每个角落：卖茶叶蛋的老妪打着哈欠，戴鸭舌帽的工人蹲在月台边啃馒头，一对年轻情侣依偎在长椅上打盹——一切都显得平常。
陈明月坐在对面的第二月台，藤箱搁在脚边，手里织着毛线。她织得很慢，一针一针，但林默涵看得懂她的暗语：针法走向是“安全”。
远处传来钟声，四点三十。离开车还有四十分钟。林默涵起身去买水，路过报摊时停下脚步。一份当天的《中央日报》头版标题刺眼：“匪谍猖獗国军全面清查”，副标题是“军情局破获高雄**情报网主犯在逃”。
他拿起报纸，目光落在第三版的小方块新闻上：“左营海军演习因故推迟指挥部称将择期举行”。没有具体日期，但“因故推迟”四个字让他心头一紧——台风计划有变。
就在这时，车站入口突然涌入一群人。七八个穿中山装的男人迅速散开，两人守住大门，其余人开始检查旅客证件。为首的中年男人摘下帽子扇风，左脸颊的刀疤在晨光中格外清晰。
正是昨晚巷子里的疤脸。
林默涵的手缓缓伸向腰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