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们派兵，送枪，给钱。他们想用这些，把波罗的海的工人起义扼杀在血泊里。
他们想让那些波罗的海刚刚站起来的同志，重新跪下去！”
“同志们！韦格纳主席昨天在广播里对你们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说得对！
法国是纸老虎，意大利是纸老虎，波兰是纸老虎。
现在英国也一样！他们有军舰，有大炮，有钱。
那又怎样？他们有八千个愿意为理想去死的战士吗？有吗？”
台下的同志们大声回应着：
“没有！”
紧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最后，八千人的怒吼汇成一道洪流：
“没有！他们没有！”
克里尔抬起手，
“他们确实没有。
他们没有八千个愿意为理想去死的人。
他们只有雇佣兵，只有被钱买来的炮灰。
那些雇佣兵会问：
我为什么要为资本家打仗？那些炮灰会想：我死了，谁养我的孩子？
所以他们打不了硬仗，扛不住压力，一戳就破。”
“但我们不一样。”
克里尔一步一步走到台前，
“我们为什么而战？
为荣誉吗？不是。为军饷吗？不是。
为谁的野心吗？更不是。”
克里尔的声音变得更加清晰了。
“我们为的是——让河对岸那些素不相识的人，能过上和我们一样的生活。
让他们的孩子也能上学，让他们老了也有饭吃，让他们的妻子不用在夜里担心丈夫会不会被厂主开除，让他们的母亲不用在教堂里祈祷儿子能从战场上活着回来。”
“这是世界上最朴素的心愿，也是最伟大的事业。”
“同志们，我参加过1918年的革命。
那年我二十八岁，在基尔港当水兵。
我们起义的时候，想的不是解放全人类，想的是——凭什么军官吃牛排，我们吃黑面包？
凭什么他们住别墅，我们挤舱底？就这么简单。后来我们赢了，我们以为从此就好了。
但后来我们才发现，赢，只是开始。”
“十一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变了。
工厂是工人的，土地是农民的，学校是孩子的。但波罗的海的同志们还在等。
他们等的是什么？等的是有一天，也能和我们一样。”
克里尔转身，从身后一名参谋手里接过一面红旗。那面旗展开来有两米多长，旗面上绣着金色的镰刀锤子，边缘有些磨损，显然是经历过战火的旧物。
“这面旗，”克里尔说，
“是1918年革命时柏林工人赤卫队的战旗。它跟过韦格纳主席，跟过克朗茨总司令，跟过无数已经牺牲的同志。
它在柏林巷战里被打出过十七个弹孔，在意大利战场上被硝烟熏黑过，在波兰边境的风雪里被冻硬过。
但它从来没倒下过。”
他把旗杆高高举起。
“今天，它跟我们一起去波罗的海！”
台下爆发出一阵山呼海啸般的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