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
韦格纳站在窗前已经很久了。
办公桌上摊着台尔曼从林茨发回的加密电报。
十六开纸，三页，密密麻麻的小字。
这是专线密电，仅供最高决策层即时掌握核心案情。
韦格纳已经读了三遍。
看着看着，韦格纳就想起了1923年的秋天。
那时他刚从柏林党校的讲台上走下来，在走廊里遇见一个从林茨来的学员。
那人削瘦，沉默，话极少。
韦格纳和他在走廊上聊了不到十分钟。
那人说自己是个工人，父亲死在战壕里，革命后当了干部，总觉得做得不够好，怕辜负那些把票投给他的工友。
那人叫约瑟夫·迈尔。
六年过去了，迈尔还在林茨，一栋破公寓，一张租来的公房配给书桌，日复一日地批文件、下基层、排队吃食堂。
他把每一份技改审批单都读三遍，查出了旧贵族儿子的物资盗卖网络。
他用自己的血在那栋大楼的地板上签了名。
韦格纳转身，走回办公桌后坐下。
“施密特同志到了吗？”
诺依曼立刻回答：“刚到。”
“那就请他进来吧。”
施密特进门时带着厚厚一摞文件。
他永远这样——任何会议、任何谈话、哪怕只是临时召见的十分钟面谈，他都会准备好与议题相关的所有资料。
韦格纳有时想，如果某天自己只是叫他来聊聊天气，施密特大概也能从公文包里抽出去年柏林全年降水量统计表。
“主席。”施密特在韦格纳对面坐下，将文件放在膝头。
韦格纳把那三页电报推过去。
“林茨。台尔曼刚发回的。你先看。”
施密特接过电报开始阅读。
三页读完。施密特把电报轻轻放回桌面，食指在其中一段下划过的位置停留了片刻。
那是克劳斯供述中关于他兄长汉斯·冯·艾兴多夫的部分：
“……穿上共和国的制服，说共和国的套话，在共和国的办公室里一步步往上爬。
父亲提供他那些旧时代的人脉网络，汉斯负责在体制内寻找缝隙……”
“这个问题比林茨更大。”
施密特说道。
韦格纳没有说话，等他继续。
“冯·艾兴多夫处长不是个例。
1923年德奥合并后，我们对原奥地利地区旧行政体系采取的是‘留用审查、分批改造’方针。
大批旧职员经过短期政治培训后重新上岗，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中高级技术官僚——至今仍在重要岗位。
冯·艾兴多夫在机械工业部主管技改物资审批，四年时间批出六十万马克盗卖额度。
这不是他一个人能做到的。”
他从膝头的文件夹里抽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材料，轻轻放在电报旁边。
“国家监察与总政治部过去两年在原奥地利地区共查处处级以上职务犯罪案件四十七起，其中三十一起涉及旧留用人员或其亲属。
罪名包括贪污、受贿、盗卖国有物资、包庇反革命、泄露国家机密。
在这些案件中，有十九起存在明确的体制内外勾结特征——即旧势力提供资金和人脉，被腐蚀的干部提供审批权限和政策缝隙。”
“你对冯·艾兴多夫处长这个级别的涉案人员，有什么处理意见？”
韦格纳想了想问到。
“依法处理即可。”施密特的回答简短，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反贪污贿赂法、危害国家安全罪专章，都有明确量刑标准。物资盗卖案值超过五十万马克，勾结境外势力，包庇家属参与反革命武装袭击——三条并罚，足够判处二十五年以上监禁。”
“二十五年。”韦格纳重复。
“如果迈尔同志没有抢救过来，”施密特平静地补充，
“可以适用死刑条款。”
韦格纳没有接这个话。他沉默了几秒。
“我是问你个人的看法，不是法律条文。”
施密特也沉默了。
“我个人认为，”
半晌，他终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