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我们家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地产，名义上是赎买，
我父亲那年四十七岁，前半生从没工作过一天，所有技能就是在庄园里接待客人、打猎、品鉴葡萄酒。
他那些朋友——和他一样的男爵、骑士、没落贵族——一个接一个破产，有人把猎枪塞进嘴里，有人悄悄变卖了最后一座城堡跑去瑞士。
父亲没有。他把剩下的土地和庄园管理权卖给了佃农，带着我们搬到林茨城边这座文化遗产庄园，靠变卖祖母的首饰维持体面。”
“他从不抱怨。他只是每天晚上独自坐在书房，对着墙上那幅威廉皇帝画像，喝光一整瓶摩泽尔。
我十岁那年，有天夜里被尿憋醒，下楼找马桶，透过门缝看见父亲跪在那幅画像前，额头抵着地板。他没有哭，只是跪着，很久很久。”
海涅曼的烟燃尽了。
“我恨过他。”克劳斯说，
“恨他让我生在一个过时的姓氏里，恨他把我养得只会骑马、品酒、说流利的法语，却不会任何谋生技能。
恨他让我必须不断向那些泥腿子证明，我比他们高贵。
后来我知道，那不只是恨他，是恨我自己。”
“我大哥汉斯是个聪明人。
他早早就学会了低头，穿上共和国的制服，说共和国的套话，在共和国的办公室里一步步往上爬。
父亲从不过问他做什么工作，只是每个月定期收到他送来的钱，从不问来源。
我们心照不宣：父亲提供他那些旧时代的人脉网络，汉斯负责在体制内寻找缝隙。我？”
“我是那个负责干脏活的人。”
“1923年，父亲通过旧关系认识了一个从慕尼黑来的男人。
那人自称是某位将军的副官，实际上是为一个刚被镇压的保皇地下组织筹集经费。
父亲卖掉了祖母最后一套红宝石首饰，把钱交给那个人，换回一枚铁十字勋章，他把勋章挂在书房的壁炉上方，对着它沉默了很久。”
“那一年我二十岁。父亲问我愿不愿意替他去办一些……不方便亲自出面的事。
我说愿意。因为他终于正眼看我了。”
“最初只是送信、取东西、传话。后来是去码头接货——开始时不知道箱子里是什么，后来知道了，但不能问。
再后来，父亲说，有些生意可以做，但需要可靠的自己人来经营。
他认识的人提供资金和人脉，我负责组织人手、摆平麻烦、处理那些……”
他停顿了一下。
“……那些不能见光的环节。”
海涅曼缓缓开口：
“林茨的地下赌场。高利贷。黑市物资倒卖。受雇‘教训’不识时务者。还有你那位意大利朋友。”
克劳斯没有否认。
“那不勒斯人，真名我不知道。
墨索里尼倒台、北意革命那会儿逃出来的，带着三个人、两箱里拉和一份南意黑手党家族在瑞士银行的存款地址。
他们想在德语区找个落脚点，我们缺有实战经验的人手。
父亲说，合作是对等的。”
“那些枪呢？”
“也是从意大利渠道来的。
北意革命后，大量旧军队武器流散民间，通过亚得里亚海走私商贩运到林茨，价格只有黑市正常价的三分之一。
那不勒斯人牵线，我父亲出钱，我负责收货和藏匿。
一共三十七支手枪、五支步枪、一挺轻机枪，大部分从未使用，藏在……城南旧皮革厂地下室。”
“七月二十七日的袭击是谁策划的？”
克劳斯闭了闭眼。
“是我。”
“谁下的命令？”
“我父亲没有直接说‘你去袭击人民委员会’。”克劳斯的声音嘶哑，
“他只是告诉我，约瑟夫·迈尔的调查组已经把人抓进去了，他的名字被列在待进一步核实栏里，那座庄园随时可能被收走。
他说，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
他说，钱已经转到了瑞士，船票也订好了，只差最后一个机会……”
克劳斯睁开眼，
“他没有说你去杀人。他从来不需要说。我替他做了二十年脏活，早该知道，那晚宴会上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命令。”
海涅曼沉默良久。他把那支注射器收回证物袋，推至桌角。
“你父亲对七月二十七日袭击的具体计划知道多少？”
“日期、目标、大致规模。具体行动方案由我制定，他没有过问细节。
但所有资金、武器、逃逸路线和境外接应，都是他通过旧关系网提前安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