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用坦克开进华沙，宣布‘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呢？旧政府垮台了，但三千多万人心中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天主教信仰、对‘德国佬’和‘俄国佬’的历史仇恨，会一夜消失吗？”
韦格纳走到墙上的大幅欧洲地图前，
“不会。它们会转入地下，变成游击队，变成暗杀，变成永无止境的动荡。
而资本主义国家们，他们会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扑过来，武装这些抵抗力量，把波兰变成插在我们和苏联之间的永不愈合的伤口。
到时候，我们要驻军多少？镇压要流多少血？经济重建的资源又要被消耗多少？”
台尔曼沉默了，盯着地图上波兰那块区域。
“但现在呢？”
韦格纳的手指轻轻点在华沙的位置，
“我们开放边境，波兰工人来德国工作，看到了八小时工作制、免费医疗、工人子女的托儿所。我们送去种子、化肥、农业技术员。
我们允许波兰商品免税进入德国市场，他们的工厂开始恢复生产。短短两周，边境口岸每天有五千波兰人出入。”
他转身面对台尔曼，“台尔曼同志，你告诉我：
是一个被坦克碾压后充满仇恨的波兰更容易走向社会主义，还是一个通过面包、工作和尊严逐渐认同我们道路的波兰更容易？”
台尔曼缓缓坐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大口。
“还有更深的考量。”
韦格纳坐回他对面，
“你分管情报，应该看到最近的国际简报。美国股市的泡沫已经到了临界点，法国国债下个月就可能违约，英国失业率突破15%。一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最快今年，最迟明年，必然爆发。”
他顿了顿，
“当危机来临时，成百上千万的工人失业，农民破产，中产阶级沦为赤贫。那时候，他们会看向哪里？是继续相信那个让他们陷入深渊的旧制度，还是看向那些在危机中依然稳定、没有失业、物价平稳的国家？”
台尔曼的眼睛渐渐亮了起来。
“我们要准备的，不是解放波兰这一场战役。”
韦格纳的声音变得更轻，却更有力，
“我们要准备的，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爆发后，如何向全世界展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波兰，就是我们的橱窗，我们的试点。
如果波兰能通过和平过渡、经济合作、生活水平实实在在的提高，平稳地走向社会主义，那么当危机席卷法国、意大利、甚至英国时，那里的工人会怎么想？
他们会说：‘看，波兰人选择的路，让他们的孩子有学上、有病看、有未来。我们为什么不能？’”
韦格纳站起来，
“军事征服只能占领土地，但无法征服人心。而人心，才是最终的战场。
毕苏斯基的妥协，波兰右翼议员的倒戈，边境上自发聚集感谢援助的农民——这些都比一百场胜利的战役更有说服力。
因为它们证明：社会主义不是靠枪杆子强加给人民的恐怖，而是人民在比较和思考后，自己选择的更好的活法。”
房间里安静了很久。
台尔曼抬起头，
“主席，我……我会把这些话带给同志们。但基层有些同志的情绪，还是需要疏导。”
“那就组织他们去波兰边境看看。”
韦格纳微笑道，
“看看奥得河大桥上每天往返的工人脸上的表情，看看我们援建的诊所前排队的波兰母亲，看看合作社里第一次用上德国播种机的老农民颤抖的手。
告诉他们：这也是战斗，是一场不流血就能赢得千百万颗心的战斗。而这样的战斗，在未来几年，会比任何真枪实弹的战役都更重要。”
台尔曼站起身，敬了个礼。走到门口时，他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主席，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波兰的右翼残余最终还是反扑，如果和平过渡失败了呢？”
韦格纳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平静而坚定：
“那我们依然有人民革命军的部队不是吗？
但恩斯特，请你和同志们相信：我选择先走政治道路，不是因为软弱，恰恰是因为我对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有绝对的信心——如果连和平竞争我们都不敢，都不敢相信人民会选择我们，那我们的主义，未免也太脆弱了。”
门轻轻关上了。
韦格纳坐回灯下，看着桌上那个小小的奥得河大桥模型。
他拿起锤子，轻轻敲打一处松动的桥墩，喃喃自语，像在说服自己，又像在说服那些看不见的质疑者：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而现在，最大的刀刃，不是指向华沙，而是指向即将到来的、整个旧世界的寒冬。
我们要积蓄力量，积蓄粮食，积蓄人心。波兰的和平过渡如果成功，就是我们在那个寒冬里，为全欧洲工人点燃的第一堆篝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