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
晚上十一点，恩斯特·台尔曼站在韦格纳办公室门外，推门进去。
房间里的景象让台尔曼略微一怔。
韦格纳穿着毛衣，正俯身用小锤子敲打一个木制模型——是奥得河大桥的缩小版，桥面中央的铁丝网已经剪断，两侧用火柴棍搭成的小人正在“过桥”。
“稍等，”韦格纳头也没抬，“马上就好……这个拱桥结构总是不稳。”
秘书把茶端上来时，台尔曼仍然站着。
“台尔曼同志，放松点。”韦格纳端起茶杯暖手。
听到主席的话，台尔曼坐下，脊背依然挺直：
“主席，我今天来，不是代表内务部，是代表一部分党内同志来的。”
“请讲。”
“我们有些不明白。”
“波兰，一个毕苏斯基独裁了十八年的反动堡垒，军队里有我们同志的鲜血。
现在苏军已经兵临华沙城下，德国装甲师就在边境待命。只要您一句话，二十四小时，华沙的天空就会飘起红旗。可是——”
他吸了口气，语速加快：
“可是我们却在谈判，在妥协，让波共进入‘联合政府’，让毕苏斯基安享晚年，甚至保留那些旧军官的职位。同志们问：革命的原则在哪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为什么要戴上妥协的手套？”
韦格纳静静听着，小口喝着茶。等台尔曼说完，他才问：
“那同志们应该记得，”韦格纳放下茶杯，声音很轻，“1919年1月，当我们冲进总理府时，走廊里躺着的那些年轻战士们的尸体。我们清理完尸体，统计出确切数字：873名同志，死在了革命胜利的前夜。”
台尔曼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台尔曼同志，你和我都看过那份名单。”
韦格纳站起来，
“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个家庭。如果当时有选择——我是说，如果艾伯特政府愿意谈判，愿意和平交权，哪怕只是部分交权，我们会不会选择另一条路？少死三百人，五百人？”
“但那不可能！”台尔曼也站了起来，“资产阶级政府不会自愿——”
“所以当它可能时，”韦格纳转过身，目光如炬，“我们为什么要拒绝？毕苏斯基不是艾伯特。
他看清了局势：苏联红军在东方，人民革命在西方，波兰内部经济崩溃，民族主义这剂麻药已经失效。
他选择谈判，不是因为他爱社会主义，而是因为他爱波兰——爱一个活着的波兰，而不是在战火中化为废墟的波兰。
这是现实主义，我们可以利用的现实主义。”
台尔曼走到桌前，
“可是主席，这种‘现实主义’会稀释革命的纯度！
波共现在要和地主资本家分享权力，要向教会妥协，甚至要保留旧军队的骨架！这会传递什么信号？
会让全世界的革命者以为，阶级斗争可以调和，社会主义可以通过议会投票实现的吗？”
韦格纳笑了，
“如果托洛茨基同志此刻坐在毕苏斯基的位置上，面对德军和苏军的夹击，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
台尔曼愣住了。
韦格纳走回桌后，拉开抽屉，取出一份泛黄的文件，
“我想，他会做和毕苏斯基一模一样的事：
谈判，争取时间，保存实力。
革命的战略退却。区别在于，毕苏斯基是为资产阶级波兰争取喘息，而我们，是为社会主义波兰争取诞生的时间。”
他把文件推给台尔曼。那是1921年德国内部关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教训”的总结报告，上面有韦格纳密密麻麻的批注。
“你看看第三条：
‘库恩·贝拉同志的错误在于，试图在三个月内完成需要三年甚至十年的社会改造。
他解散了旧军队，却来不及建立新军队；
他没收了所有地主土地，却无法立即组织起有效的农业生产。结果是什么？农民饿肚子，旧军官叛乱，外国干涉军轻易突破防线。’”
台尔曼快速浏览着，眉头紧锁。
“波兰有3800万人，”
韦格纳继续说，语气变得沉重，
“其中2700万是农民。他们不关心马克思主义，只关心今年的收成、地租以及他们能不能吃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