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他月薪一百七。
我把账目复刻了一份，藏在工会活动室那间废弃更衣柜的夹层里。
我写了日期。
没写是谁放的。
2019年7月23日。
林建勋把我叫进办公室，问我最近是不是“太累了”。
他说紫英，你这两年瘦了很多，是不是工作压力大？
我摇头。
他笑了笑，说那就好。
他说你知道的，我一直把你当女儿看。
——他从来没有女儿。
他把我当提线木偶。
2020年1月15日。
时衍那个案子开庭了。
我在旁听席最后一排。
他质证的时候，苏砚突然提交了那份动态数据加密技术的临时说明。
全场都在看苏砚。
只有我看见时衍的手指顿了一下。
他知道那是我的手法。
他什么都没说。
2020年1月17日。
我约时衍在翠苑路的咖啡店见面。
七年了。
我以为自己有勇气把一切告诉他。
可是当我看见他从门口走进来、大衣还是七年前我买的那条、领口那枚平安符不见了——
我说不出口。
他说：“薛律师，你约我有什么事？”
薛律师。
不是紫英。
我喝完了那杯咖啡。
然后我说：“没事了。”
2020年12月31日。
跨年夜。
我一个人在工会活动室待到凌晨三点。
那间废弃更衣柜的夹层里，已经有了七份账目、十三段录音、四十一封邮件截图。
我把它们归进同一个文件夹。
命名：证据。
然后我删了它。
我还没准备好。
我还没攒够勇气。
2021年4月17日。
今天是我入职苏砚公司四周年。
没有庆祝。
没有人记得。
苏砚开会时甚至没有看我。
她不知道我是林建勋的人。
她不知道沈淮是我介绍的。
她不知道自己公司那两次数据泄露，起因是我四年前亲手埋下的后门。
她对我最大的防备，只是每周一上午十点让董婉贞来“旁听”我的工作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