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他这几天写税法时得到的灵感。
大唐的赋税种类很多，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均田令和租庸调，这两项都是农业税。
古代很少有商税，因为士农工商，商人在最底层。
古人认为，商人投机倒把，不从事生产，在粮食匮乏的年代，会影响政治的稳定。
所以，不收商人的税，一是因为商人的身份太低，换句话说，就是没有资格。
另一个原因，则是古代商业不发达。
不过到了宋代，商贸发展到了鼎峰，但依旧是以农业税为主要收入来源。
李想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商业税比农业税要少得多，不会有太大的阻力。
在这个时代，土地才是第一要务，商人再厉害，也敌不过官府。
所谓破家县令，灭门知府。
即便是家财万贯，在府尹大人面前，也是不值一提。
“以农为本”的小农经济，贯彻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
“这道政令，可不是那么好下达的，一个不小心，就会引发动乱。”
李世民想了想。
“不过，朕既然答应了你，就不会食言。”
“现在，稳定是最重要的。”
“大唐虽然刚刚大获全胜，但是这些年的积累已经消耗殆尽，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精蓄锐，不能再出任何的差错，你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