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累归累，但在洗漱毕，准备歇息之前，左宗棠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想知道彭刚于他左宗棠引以为傲的舆地学领域是否有所建树，这一趟来的是否值不值。
遂信手拿起《沙俄志略》走到灯旁。
看到沙俄这个国名，与林则徐湘江夜话的场景似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两人临别之际，林则徐临别时的提醒不由得在左宗棠耳边不断回荡：“俄谋土不谋利，终为中国患者，其俄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
思及往事，左宗棠忍不住低声暗自嗟叹世事无常。
“我倒要看看，让林文忠公都束手无策的短毛匪首，有何学问。”左宗棠自言自语着信手翻开《沙俄志略》，认真览阅了起来。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副标注了沙俄首都圣彼得堡，以及四至的简略地图，再往下则是彭刚所作之序。
津津有味地读完序，左宗棠倦意顿消。
序中所概括的沙俄地理和扩张史，是真的还是彭刚信口胡诌的，左宗棠不确定。
清之舆地学虽于传统地理学而言已是登峰造极，但其核心方法仍旧是老套的文献考据，数据采集方式依赖地方志、史书、游记。
验证材料信息真伪的方式则是通过多份材料互证、学者个人经验进行较为主观的推断，能像明代徐霞客那般做到实地目验的人都不多。
清朝舆地学十分依赖原始资料的真实性不说，最为致命的是。
赖满清历代皇帝闭关锁国的国策，即使是汉人精英阶层，也没有获取外国信息资源的渠道。
当然，汉人精英没有不代表满人精英没有。
顺康雍乾四朝，在京为官的西洋传教士不少，汤若望、南怀仁、安多甚至当过顺治和康熙的老师。
其中比利时传教士安多还是一位数学家，不仅教康熙如何使用西洋的科学仪器、讲解实用几何与数学原理。
安东于地图测绘领域造诣很高，前往多地实地绘制过较为精确的地图，并著有《测量高远仪器用法》，对明末同类著述进行了更新。
西洋传教士所授的知识，康熙自己学会了，却禁止这些信息公开，只让他的皇子和旗人学。
至于历代西洋传教士留下的著述，本应是难得汲取西方信息的渠道，结局和马嘎尔尼使团送来的科技礼物一样，被满清皇帝束之高阁落灰。
清代考据学之兴盛，其本质不过是外界新知识输入的渠道为满清系统性阻断，极端封闭环境下的学术转向，高压政治催生的学术避风港。
这是一种没有发展的知识增长，这种内卷式的学术最大作用亦不过徒耗汉人精英的智力，皓首校勘浩如烟海的文献，无暇他思。
乾嘉时期的学者焦循为证明“孔子饭疏食”的“疏”非指粗粮，而是“蔬”（野菜），竟引《周礼》《尔雅》等二十一种文献，考据三万字，著《疏食辨》。
上面这位还算是比较正常的，再极端一些的例子，比如《孟子》中“井上有李”的井是方是圆，这等无聊的问题也能拿出来考据争论。
结果双方各出考据文集十余卷，争得面红耳赤，却无人关心战国井制多样性的考古证据。
时人嘲之云：为争一井形，凿穿万卷书。
考据学发展至乾嘉时期就已经走到了“为考据而考据”的死胡同，已是一门脱离现实、钻牛角尖的“伪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