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这些理论多是经验性、政策性的总结，缺乏严谨的数学工具和系统的经济学理论支撑。
对于货币的本质、信用创造、通货膨胀等关键问题，认识非常模糊，甚至还有不少错误。
依靠这些典籍，难以构建一套适合新时代的、能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体系。
眼看从故纸堆中找不到理想的答案，江瀚又转变思路，召见了一些成都及周边的商人。
他想从实践层面了解这个时代的商业逻辑，探讨探讨经济发展的可能。
但很可惜，前来觐见的商人，基本都是些小商小贩，经营的也多是一些布匹、杂货等传统行当。
由于此前战乱、以及对旧有豪绅势力的清算，四川境内的大商贾基本已经不复存在。
而这些中小商人，在江瀚问及如何促进商贸、稳定物价、建立信用时，大多语焉不详。
话语间的意思，无非就是希望获得某种商品的专营权、降低关卡税厘等老一套。
对此，江瀚也很无奈。
在这个权力主导的社会里，商人想发大财，往往只能寻求垄断和特权庇护。
真正的市场创新和商业智慧，在这种环境下难以孕育，他们的见解也难称高明。
无奈之下，江瀚也只能自己亲自动手，结合一些后世的观点，先设计最初步、最基础的经济改革框架。
在新框架下，首先重农肯定是没错的，必须坚持。
在这个生产力相对匮乏的时代，农业是绝对的基础，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无农不稳。
但对于传统的抑商政策，那就有待商榷了。
要想办法让官员士人们意识到，商业在促进物资流通、活跃经济、增加税收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江瀚的设计中，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
农为国之基，商为国之富，农商并举，两者缺一不可。
没有农业的稳定，商业是无根之木；而没有商业的繁荣，农业也难以实现更高的价值和剩余转化。
对于这个想法，江瀚还特意将刑部主事薛志恒找了过来，想与他一起探讨此事。
薛志恒现在虽然是刑部主事，但当年在龙安府时，他薛家好歹也是走遍松潘、卫藏经商的大家族。
而听了江瀚的想法，薛志恒敏锐的意识到，自家王上很可能有大动作了。
说实话，对于现在刑部主事这个岗位，薛志恒心里是有些不甘的。
虽然名义上，刑部主事也能算作大九卿之一，是一等一的大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