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贝尔为什么最后选择留下？因为「他慢慢发现自己已经融入了这座城市」。这个解释太笼统了，笼统到不能算动机。
帕纳卢神父为什么死的时候还抱著十字架？因为他是神父。这个选择太无趣了，无趣到所有人都知道他会这么做。
如果一个人做某件事的理由仅仅是「他就是干这个的」，那文学还有什么意义？】
斐迪南·布吕纳蒂埃把《鼠疫》放在十九世纪法国小说的传统里审视，发现它处处不合规矩：
巴尔扎克写人，总要写透人的欲望：金钱、权力、女人————拉斯蒂涅想往上爬，是因为他看见了巴黎的繁华，是因为他穷过，是因为他的贵族亲戚抛弃了他母亲。
福楼拜写人，总要写透人的愚蠢：包法利夫人想浪漫，是因为她读了太多浪漫小说，是因为她嫁了个平庸的丈夫，是因为她的修道院教育给了她不切实际的幻想。
左拉写人，总要写透人的环境：热尔维丝堕落，是因为她穷，是因为她的男人打她，是因为她从小在酒精里泡大。
可里厄医生呢？他不纵欲、不愚蠢、不堕落，甚至不神圣。他就是一个医生，干医生该干的事。这算什么小说人物？
布吕纳蒂埃最后写道：
【索雷尔似乎想告诉我们，道德不需要来源，责任不需要理由，人只要「存在」就够了。但这不是小说！这是向信仰宣战！】
三天后，儒勒·勒梅特在《辩论报》上发表了完全相反的意见。
【布吕纳蒂埃先生问，道德从何而来？我的回答是：从人自身而来。里厄医生不需要上帝告诉他该做什么，不需要共和国给他发勋章，不需要文学批评家来定义他的伟大。
他做事，是因为他觉得应该做。这就够了！】
勒梅特没有停留在反驳上。他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判断：
【《鼠疫》虽然没有英雄战争，没有王朝兴亡，没有神明干预，但它仍然是一部「现代史诗」。布雷兹不是巴尔扎克笔下那些充满地方色彩的背景板，而是一座缩小的法国，甚至是缩小的欧洲。】
【过去三十年，法国经历了战争、围城、革命、分裂。每一次我们都以为灾难过去了，但每一次灾难又卷土重来。我们学会了不去问「为什么」，只问「怎么办」。
索雷尔的小说说出了我们不敢说的话：也许怎么办」也没有答案。但人仍然可以选择怎么做。里厄选择留下，塔鲁选择组织志愿队，格朗选择继续写他那改了又改的小说开头。
他们没有拯救世界，甚至没有拯救自己。但他们没有变成这场灾难的一部分。】
勒梅特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因为他说出了很多人读完《鼠疫》后想说又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然而真正让巴黎震动的，是《共和国报》七月二十五日的评论，是主编让·德·拉弗雷亲自写的。
【我们本该欢迎里厄医生，因为他本该是世俗法国的儿子。他不去教堂，不信上帝，不靠国王————他只靠自己的双手和头脑。这难道不是共和国想要培养的公民吗？」
可我们读到最后，竟无法确定他就是！索雷尔给了我们一个没有教会的义人，却也没有让他成为共和国的英雄。他使我们得胜，又夺走了我们的凯歌。】
拉弗雷的愤怒是有道理的。
第三共和国的合法性，很大一部分建立在「现代法国」的形象上：世俗学校、公共教育、铁路、电报、行政体系、医学、科学、共和国公民道德————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构成了一种信念：旧王权和教会不能带来的秩序，现代国家可以带来；旧式信仰不能解释和改善的苦难，科学与教育可以慢慢解决。
共和国要向法国人证明，你们不再需要国王和神父了，共和国给你们学校，给你们医院，给你们铁路，给你们选举权————这些东西比向上帝祈祷和向皇帝效忠管用！
可《鼠疫》里的小城「布雷兹」偏偏让这套信念变得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