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环视众人：“如果我们几十年小心翼翼规划的生活，一场风暴就能轻易掀翻，那我们的‘谨慎’算什么？
我们的‘节制’算什么？一场笑话吗？如果雅克那种活法是错的，那我们这种活法，又对在哪里？”
沙龙里一片死寂。这个问题太重了，没人能回答。
亨利·莫罗猛地放下酒杯：“都是这本书的错！还有那个作者！他让人没法再相信……没法再相信一切了！”
迁怒于作者，成了他们宣泄恐惧和失落最直接的出口。
莱昂纳尔·索雷尔，在他们眼中，从一个描写迷惘的作家，变成了一个“危险人物”。
不是因为他制造了危机，而是因为他提前拆穿了所有用国家信誉担保的安全感，让人们无法再自欺欺人。
1870年的时候，是法兰西必胜的口号；1882年，是“年金至上”的信念。
于是他们开始称呼莱昂纳尔为“不祥之人”，说他“预言了灾难”，或者“正因为他，市场的信心动摇了”——
尽管这毫无逻辑，但在恐慌的情绪里，这种论调还真有不少人相信。
沙龙里所有人都暗骂了一声：“妈的，这该死的索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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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危机爆发前，亲身经历过普法战争的退伍军人，是对《太阳照常升起》感受是最复杂的一个群体。
小说里罗梅罗与雅克的对比，曾让他们感到强烈的羞辱和被冒犯。
西班牙斗牛士的“坚硬”，映照出他们被战争或战后失落感“泡软了”的处境。
贝尔特对罗梅罗的迷恋，更像一记无声的耳光。
但年金危机之后，微妙的变化发生了。
在一家廉价酒馆里，几个三十岁上下的男人围坐在木桌旁，他们都是退伍兵，如今干着不同的营生——
码头搬运工、仓库看守、未成名画家的模特。
战争留给他们的除了糟糕的记忆，还有或多或少的伤病和与社会脱节的感觉。
一个叫吕克的说：“联合总公司倒了。”他缺了两根手指，是在梅斯城下丢的。
另一个叫马塞尔的说：“听说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这些人，哪有年金可以损失！哈哈。”他腿有点瘸。
吕克忽然没头没脑地说：“我昨天又把《太阳照常升起》翻出来看了。看到雅克坐在咖啡馆外，等太阳升起那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