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契诃夫才走到母亲面前，抱住她，轻声说：“妈妈，我回来了。”
叶夫根尼娅抱住他，放声大哭，但这次不是悲伤的哭，是高兴的哭。
帕维尔走过来，手放在儿子肩膀上，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点头，一遍又一遍地点头。
内务部的诺维科夫清了清嗓子：“还有一件事。明天开始，会有记者上门采访。毕竟安东现在是名人了。
你们把家里收拾一下，干净整洁些。说话也注意点，多说说家庭的支持，教育的意义。明白吗？”
帕维尔连忙点头：“明白！明白！”
教务处的弗拉索夫接着补充：“学校也会派人来帮忙。另外，安东去巴黎的行李、服装，会有人准备，不用操心。”
他们又交代了几句，然后告辞了，走的时候，诺维科夫还拍了拍契诃夫的肩膀：“好好准备。你是俄罗斯的骄傲。”
门关上了，屋里又安静下来，但这次的安静不一样。
之前的安静是死一样的绝望，现在的安静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喜悦。
叶夫根尼娅摸着儿子的脸：“安东……你真的没事了？真的？”
契诃夫握住她的手：“真的，妈妈。我没事了。而且要去巴黎了。”
这时候他终于发现屋子里少了一个人，连忙追问：“玛莎呢？她不在家吗？”
叶夫根尼娅刚想说什么，门又被敲响了。
屋里的一家人面面相觑，除了安东·契诃夫外，他们都对敲门声产生了短暂的应激障碍。
还是契诃夫最先反应过来，转身去开了门——是个邮差，挎着一个大大的邮包。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在家吗？”
契诃夫点点头：“我就是。”
邮差从邮包里掏出一个信封：“这是国际汇票，需要本人签收。”
契诃夫惊讶地接过来，发现上面的数字是整整350法郎，来自法国巴黎，《费加罗报》，并注明了是“稿费”。
稀里糊涂了好几天的契诃夫忽然明悟过来：“索雷尔先生，一定是莱昂纳尔·索雷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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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3月10日，火车喷着浓烟，吭哧吭哧地开进了圣拉扎尔车站，车轮发出尖锐的刹车声，慢慢缓下来。
安东·契诃夫贴着车窗，看到月台上人影晃动；空气从窗缝钻进来，并不很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