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张氏躺在里屋炕上，只剩出气多进气少，连咒骂的力气都没了。
这个家，算是彻底散了。
全院唯一对此事似乎毫无反应的，是后院王建国家。
王建国每日照常上班下班，公文包里永远塞着厚厚的文件或外文资料。
回到家，除了过问孩子们的学习，便是就着煤油灯灯泡昏暗的光线，看那些印着复杂图表和数据的报告，或者用计算尺和绘图工具在纸上写写画画。
李秀芝跟他提起棒梗的事，他只是“嗯”一声，表示知道了，再无下文。
孩子们在学校或许会听到议论，但王建国早有关照：“别人家的事，不要议论，更不要掺和。管好自己。”
所以王家饭桌上，话题依旧是学习、街道工作、或者王建国偶尔提到的、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科技新闻。
王建国的冷漠，并非伪装。
少管所或劳改，至少管饭，有基本纪律约束，或许还能学点技能，虽然过程必然痛苦。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棒梗入狱的冲击波尚未平息，新的涟漪甚至波澜，便开始以各种方式，试图打破四合院表面那层脆弱的平静。
最先感受到压力的，是秦淮茹。
棒梗的事在轧钢厂也传开了。
但那种无形的、异样的目光和背后的指指点点，让她在仓库保管员的岗位上如坐针毡。
以前对她还有点同情或别样心思的男工友，现在看她的眼神多了嫌弃和避之唯恐不及；女工友们则要么同情叹息，要么疏远议论。
车间领导找她谈了一次话，语气倒不算严厉，只是提醒她“注意影响”，“处理好家庭和工作的关系”，“不要因为家事影响革命生产”。
这话像软刀子，扎得她心里流血，却哭不出来。
她变得更加沉默，干活时手脚都在细微地发抖，失误也开始增多——发错了一次劳保手套的尺码，登记物品数量时写错了一个数字。
虽然没造成大损失，但落在有心人眼里，便是“心神恍惚”、“不堪用”的证明。
更现实的问题是经济。
棒梗在里面的花费，听说要交伙食费，还有零星的其他费用像一座大山压下来。
她开始变卖家里最后一点能卖的东西——贾东旭留下的几本技术书，一套半新的工作服，甚至结婚时那对银镯子，最后连贾张氏压箱底的、几块早已褪色发硬的旧绸缎，也翻出来，看能不能换点钱。
但这些不过是杯水车薪。
贾张氏的病情在棒梗入狱的打击下急转直下。
高烧退了，但人陷入了长时间的昏睡，偶尔醒来，眼神涣散，连人都认不清，只是含糊地喊着“东旭”、“棒梗”，或者发出意义不明的呻吟。
喂她米汤，十次有八次会呛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