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松珍看着她，忽然笑了：“诗娴，我发现你最近……不太一样了。”
“哪里不一样？”
“说不上来。”郑松珍歪着头，“就是更有主见了，更……敢了。”
黄诗娴低头继续批改作文，嘴角却微微扬起。
是啊，她变了。以前她总是考虑很多，怕这个怕那个。现在她明白了，有些事值得怕，有些事不值得。而保护一个值得的人，是最不值得怕的事。
上午第三节课是武修文的数学课。
黄诗娴没课，她抱着一摞作文本从教室后门经过时，故意放慢了脚步。
武修文正在讲台上讲比例尺。他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平稳，板书还是一如既往的工整。底下学生听得很认真，连平时最爱走神的几个男生都抬着头。
完全看不出来，这个人昨晚几乎一夜没睡。
这个人正面临着职业生涯最大的危机。
黄诗娴站在后门的阴影里，看了很久。
她看见武修文提问时，会特意看向后排的学生；看见他在黑板上画图，线条笔直得像用尺子量过；看见他讲到一个难点时，会放慢语速，重复两遍。
那么认真，那么投入。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是松岗公函里写的那种“工作态度有待改进”的老师？
下课铃响了。
武修文收拾教案走出教室，看见黄诗娴站在走廊里，愣了一下：“你怎么在这儿？”
“路过。”黄诗娴把怀里的一本诗集递给他，“给你。也许写诗的时候能用上。”
武修文接过，是泰戈尔的《飞鸟集》。书很旧了，但保存得很好，书页边缘微微泛黄。
“这是我高中时买的，”黄诗娴说，“陪我度过很多个难熬的夜晚。现在借给你。”
武修文翻开扉页，上面有一行娟秀的小字：“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黄诗娴，2008年9月”
2008年，那是四年前。她十八岁，刚上高三。
“谢谢你。”他把书抱在怀里，“我会好好用的。”
“诗写得怎么样了？”黄诗娴问。
“还在构思。”我想写一首……关于海田的诗。关于这里的海，这里的风，这里的学生，还有……
他停住了。
“还有什么？”黄诗娴轻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