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无家可归的、
衣单被薄的人民；
恨那些贪馋的、
骄横的、压榨人民的、
杀戮真理的强盗。」
他不是唯一一个人，何敬平烈士《把牢底坐穿》中道：「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我们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
我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
尽管身在地狱，烈士们却视死如归，而且因得知革命的胜利而欢欣鼓舞。
11月27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果党在溃逃前夕，对关押在渣滓洞、
白公馆的革命者进行了血腥大屠杀。180多名革命者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11·27」大惨案。
马识途的大弟子罗广斌是个幸运的人物。罗广斌有个在果党做将军的哥哥，使他幸免于难，在无数次被特务刁难，对他软硬皆施后，罗广斌仍然不从，特务不敢杀他，他出狱后就与人合作创作了《红岩》这一本书。
应该说，这本书是来自于烈焰升腾下的情书，它颇具浪漫主义，而且是人类可以做到的最浪漫的事情之一。
虽然这里静悄悄，但余切仿佛已经听到了四十年前的呼唤声。
马识途为什么赠予他《红岩》书稿？恐怕是寄望于这种精神可以鼓舞到余切。
余切停在渣滓洞的围墙缺口，抚摸墙面上因阴雨天留下来的湿润青苔，他沉思良久。
到底要写一个什么样的小说？
在余切参观之际，《文艺报》上又刊登了钱忠书的新研究。这给了余切新的灵感。
这次研究终结了今年以来，对余切「军旅小说」一事的怀疑。这些怀疑主要由《当代》发起，虽然现在《当代》已经撤销朱生昌的职位，给出了态度。
但是，到底下一时代的「军旅小说」如何写，仍然众说纷纭。
余切在「军旅文学」发表的看法中，认为「未来的作家会融会贯通」，许多人并不能理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钱忠书给出了答案：「通感」。
这是他独特的见解，他把这称之为「通感」的文化观。简单来说，他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应该相互交流和融合，而不是孤立和排斥。譬如传统文化应当批判性的继承和发扬，而不是彻底抛弃，或是全部捡起来。
在文学创作中，则要将那些早已有定论的小说题材，进行新的结合。这时，哪怕是样板戏也会爆发出精彩来。
「《潜伏》不算是军旅文学，不过可以看得出余切的创作观。它的故事结构遵循一个精妙的通俗小说节奏，引人入胜，而实际却探讨一个较深的问题：为何能取胜？是什么样的人得到了胜利？」
「论通俗和严肃的结合，天下无出其右。我以为这是他出彩的根本，高尚者看到了高尚，卑鄙者看到了卑鄙，女人看到了爱情，男人看到了理想！」
余切读后很有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