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底，国内半导体行业的日子不好过。
欧洲那份联合声明的后劲比谁想的都大。材料断了，设备断了，技术交流也断了。
鹏城三家做半导体设备的民企，年前还剩四千万的投资，过完年一算账，又撤了两千万。
剩下的钱勉强发工资，研发全停了。
上海张江，一家做芯片代工的厂子，老板姓周，四十五岁，干了八年半导体。去年利润一千二百万，今年头两个月，亏了六百万。
设备全是进口的，备件断供，一条产线趴了三个月，修不了。
周老板咬着牙把产线改成了低端代工，给东南亚的小厂做封测。利润薄得跟纸一样，但好歹能转。
不止他一家。京城、鹏城、上海、武汉，七八家做半导体的企业，全在往低端走。
高端做不了——没设备，没材料，没技术。
低端能活，但活得窝囊。
三月三号，钱院士给张红旗打电话。
“张总，经费的事得跟你说一下。”
张红旗问：“还剩多少？”
“上次你打过来的那笔钱用了七个月，剩十一万。”
“十一万够干什么？”
“电费都不够。”
钱院士没诉苦，语气很平。
“地下室那六台工作站二十四小时跑计算，一个月光电费就两万多。加上三个博士的生活补贴、设备维护费，十一万撑不过两个月。”
张红旗没说话。
钱院士又说了一句：“实验室面临关闭。”
张红旗说：“不会关。钱老您放心，给我一个礼拜。”
挂了电话。
三月五号，京城，后海办公室。
陈默把一份简报放在桌上。
“美国商务部第二批核查代表团三月十五号抵京，领队还是惠特曼。”
张红旗拿起来看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