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多了，老百姓活不下去。”
“收少了，政府运转不了。”
“收多少，怎么收，什么时候收，都要有规矩。”
“规矩，在《税法》里。”
“你们要学，要记，要守。”
“守不住，就别当这个州牧。”
周大壮坐在第一排，听得很认真。
他把文钊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在心里，记在脑子里，记在骨头里。
一个月后，他结业了。
他穿着新发的官服，腰间别着一枚铜印，胸前挂着一块令牌。
令牌上刻着两个字——“太岳州牧”。
他站在大会堂的门口，望着太岳山脉。
山很大，很重，但他不怕。
因为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
他的身后有文钊，有姜文哲。
有那些从战场上退下来的老兵，有那些从田地里走出来的农民。
有那些从工坊里赶来的工匠，有那些从学堂里毕业的学生，有千千万万的抗魔军将士。
他跳上那艘飞舟飞走了，飞得很慢、但很稳。
铜印在腰间晃来晃去，叮叮当当的，像是在敲一面鼓。
鼓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在天空的尽头。
周大壮回到太岳州的第一天，没有去州牧府，而是去了乡下。
他驾驭这飞舟，走遍了太岳州的每一个县、每一个镇、每一个乡、每一个堡。
他看了很多，听了很多，记了很多。
哪里的路坏了，哪里的桥塌了，哪里的学堂缺先生，哪里的药铺缺药材，哪里的老百姓还在饿肚子。
他都记下了。
回到州牧府的时候，还是深夜时分。
但他没有歇，坐在灯下写了一份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