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里不知谁嘟囔了一句：“杨厂长和苏副厂长或许不是那号人，可李主任......那可说不准。”
这话像颗石子扔进死水，荡开的涟漪让原本稍缓的气氛重新绷紧。
工人们交换着眼色，心里那点侥幸渐渐沉下去。
李主任最近上蹿下跳，谁看不出来他想干什么？
礼堂里，众人发现主席台上的座位安排变了。
居中坐着的不是杨厂长，而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二十出头，戴着黑框眼镜，腰板挺得笔直，脸上带着一种刻意模仿的严肃。
李主任站在他侧后方半步的位置，微微躬着身，像戏台上的跟班。
“看吧。”先前说话那工人压低声音，“李主任又把外人弄进来了。”
十分钟后，人齐了。
李洪刚，也就是李主任的侄子，清了清嗓子，站起来。
他双手撑着讲台，目光扫过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声音刻意拔高，带着演讲者特有的抑扬顿挫：
“同志们！如今，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处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百废待兴，万象更新！然而。”他停顿，加重语气，“仍然有一小撮人，抱着陈腐的旧观念、旧习惯，企图让我们的工厂、我们的产业，倒退回过去那条死路！”
开场就是一篇慷慨激昂的宏论。
工人们大多埋头干活惯了，哪听过这种阵势？
一时都被镇住了，礼堂里鸦雀无声。
李洪刚很满意这效果。
在他看来，接下来只要顺势施压，逼杨厂长让位，一切水到渠成。
可寂静只维持了不到半分钟。
角落里，一个四十多岁的老钳工忽然举手，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
“这位......小同志，你说要带咱们厂走新路。那我问问，你说的新路，具体啥样？机器怎么摆？工时怎么定？工资怎么算？您给咱说道说道。”
问题砸下来，朴实，具体，像一把锈钳子，卡在了华丽的演讲齿轮里。
李洪刚愣住了。
他从未想过这些。过去在大学里、在街头，只要喊出“破旧立新”“革命到底”，自然有人响应。
砸几块牌匾、烧几本书、把“有问题”的人拉出来批斗一顿，权力就到手了。
至于“之后怎么办”？
那不重要，革命本身就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