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而司马越问道：“府君的反应，自然是不是有些太过了？眼下凶手已经伏法，虽说或许还有其余的真凶，但也不至于如此大动干戈吧？”
其余人并不多言，但也多露出赞许神色，毕竟对他们来说，戒严也是一件麻烦事。
但刘羡心意已决，他道：“以国家当下的局势，怎么小心都不为过，何况是辅政遇刺呢？必须要严惩，否则洛阳再闹出乱子，死多少人才能结束？要知道去年洛阳大乱，死得可不止一万人！”
这样的话语下，司马越自然不好反驳，众人也就各自领命，离府履职去了。
戒严就此正式开始。
其实对于这次刺杀，刘羡尚未看到任何的相关证据，但可以猜想到，其幕后主使，大概率便是河间王司马颙，及其长史李含。这是他们一贯的作风，不择手段，敢于冒险。
可河间王既然会选择刺杀，在刘羡想来，其实有两层含义：一是无论成功或者失败，城中都有一位身份极高的人，可以帮他们主持大局；二是他们是打算孤注一掷，一定要和长沙王拼个你死我活了。
故而刘羡判断，城内极有可能发生政变，必须防患于未然。虽说这可能会打草惊蛇，一时间抓不出真凶，但只要能破坏对方的计划和预谋，代价也是值得的。
果然，经过两日的搜查后，祖逖没有查到任何线索。正如当年司马蕤政变案一样，涉事人员的所有家小都已经被转移走了，只留下两座空空如也的房子。问周围的家坊邻居，也并没有问出什么明确的线索。
“不要紧。”刘羡得知结果后，稍作思忖，很快交代祖逖道：“没有线索不要紧，重要的是大义！士稚，你去安排一具犯人的尸体，扔在城西，在上面要有一封书信，书信中要有河间王的落款，指名道姓地要谋杀殿下，明白吗？”
祖逖当然明白，刘羡这是借题发挥，没有证据也要造出证据，然后把刺杀的罪名扣在司马颙身上。
这并不是正人君子的手段，但对待李含这样的对手，其余手段皆已失效，刘羡必须先坐实对方的罪名。
当戒严来到第四日，皇甫商返回洛阳。在关西调解矛盾的他，不出预料地带回来了一则坏消息：在关西的调解彻底失败，在河间王的挑唆利诱下，秦州诸郡已经分为两派，开始了激烈内战。
而在解决了后顾之忧后，河南尹李含率军二万，以赴任为名东行，已行军至新安，若急行军的花，大概只需要两日，便能开进至洛阳城下。
无故调兵威逼洛阳，这几乎已等同于开战，朝中气氛顿时大为紧张。可奇怪的是，李含在开进至新安后，军队却没有继续前进，而是做出了一副要和朝廷讨价还价的姿态。李含上表声称，他已经遵从朝廷诏令，前来赴任，可皇甫重却还在秦州。希望朝廷能够一视同仁，将皇甫重也征发至洛阳。
原来还是想要秦州，朝中官员顿时松了一口气，不少人上书朝廷，建议刘羡答应李含的请求，并早日放开戒严。理由也很正当：为了维护宗室间的和谐。但他们似乎浑然忘了，真正的辅政，遇刺的长沙王司马乂，此时尚躺在床榻上养伤。
司马乂在榻上已躺了七日，虽不能下榻行走，但身体略有好转，能每日会见刘羡，听取政事概要。
他问刘羡道：“府君，以你之见，李含是志在秦州吗？”
刘羡自然是不同意这个看法的，他笑道：“李含此人，我们也打过几次交道了，他最擅长瞒天过海，指东打西。他若是想逼朝廷放弃秦州，何必用上刺杀这种过激手段呢？这必然是个幌子，他是欲擒故纵，想骗取我等松懈罢了。”
“松懈是为了什么？”
“不好说，但眼下城内必有他的内应，而内应的目的，也无非就是那么几个：除去殿下，夺取天子，拉拢王公。”
司马乂微微颔首，赞同道：“我也如此觉得，只是该如何应对呢？”
刘羡略作思忖，低声道：“殿下，既然李含欲擒故纵，那我们也欲擒故纵。我打算在城内卖个破绽，不信这些人不会上钩！”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