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的六位作家仍是人群中的焦点，尤其是最年轻的江弦，他的作品被在场的评委和出席嘉宾多次谈到。
座谈会进行到一半，创作《东方》的魏巍忽然问了江弦一个问题：
“你觉得未来的文学，是应该真实地暴露和反映中国当代社会伤痕与现实，还是应该恢复“十七年”主流文学。”
这算是把江弦给逼到死角了。
刚才他那一番发言，大家听了半天，也没听出一个确切的态度。
但现在魏巍的这个问题，正是惜春派和偏左派争论的核心。
他这个问题问完，本来气氛热烈的座谈会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大家的目光齐刷刷的看向了江弦。
江弦叹一口气。
见众人如此关注，他不慌不忙的喝一口面前的茶水。
“魏巍同志，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
他抻了几秒钟说出这么一句话，让本来期待的众人倍感失望，这说了跟没说一样。
江弦见众人如此反应，轻笑两声解释道：
“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有一个和这个问题相冲突的观点。”
“我是个年轻作家，在场的很多作家都是我的老前辈，作品都是我曾经读过的，像王濛同志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刘白羽同志的《火光在前》，丁凌同志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巴金同志的《家》.”
江弦一连点了很多人的名字，这其中既有“惜春派”，也有“偏左派”。
众人都有些懵，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接下来江弦绝对要表述清楚他的观点。
“我说的这些作品，有些是我小时候读到的，有些是我走上文学道路以后才读的。
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在这些作品里，读到了一些隐藏的内容。
那就是‘形而上’的思想内容，以及思想中最深层的‘使命感’。”
众人听得专注，也就跟着江弦的话语思考。
听到他说的这个“隐藏内容”，俱是一愣。
可不就是如他所说？
不管是惜春派的作家，还是偏左派的作家，小说里当然都有一种“使命感”。
江弦紧接着道：“但是作为一个年轻作家，在写作这么久以后，在读过巴尔扎克看过川端康成以后，我渐渐的摸索出一条我渴望的写作道路，或者说一种更适合我自己的写作方式”
“那就是更渴望尊重个性、尊重个体的写作方式。”
“就像死里逃生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淹没于体制机器中的卡夫卡、我行我素的纳博科夫”
“在我看来，文学创作绝不能悖逆内心，绝不迎合读者，绝不能充当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