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教得极慢。一个“土”字，写满三块青石板，才让我描红。他说：“你看，‘土’字底下是‘一’，是地平线；上面两横，是土层，也是年轮。人站在土上，脚印就刻进去了，再拔出来，印子还在。”
我问：“印子会消失吗？”
他停顿很久，望向远处起伏的山脊线，声音轻得像自语：“只要土地记得，脚印就不会真正消失。”
他记得我的脚印。
我也记得他的。
他左脚踝内侧，有一颗褐色小痣，形状像一枚小小的、被压扁的桑葚。每次挽裤管，那颗痣就露出来，在麦色皮肤上，安静得令人心颤。我曾趁他睡着，偷偷数过他脚背上凸起的青筋——七条，从脚踝蜿蜒向上，像七条隐秘的溪流，最终汇入他年轻而蓬勃的生命之河。
我们之间，从未有过逾矩。
没有牵手，没有拥抱，甚至没有一次并肩坐在门槛上的长谈。最多是他教我辨认田埂边的草药，我踮脚为他拂去肩头飘落的槐花；是他蹲着为我系松开的鞋带，我屏住呼吸，看他低垂的睫毛在晨光里轻轻颤动；是他暴雨夜冒雨送来一捆新割的艾草，挂在我家门楣上驱邪，自己浑身湿透，发梢滴着水，却只笑着说：“艾草熏得香，蚊子不敢近你。”
可有些东西，比触碰更沉，比言语更响。
比如他送我的第一本书——《飞鸟集》。扉页上没有题字，只在右下角，用铅笔画了一只极简的鹤，单足立于水边，长颈微曲，喙尖轻点水面，漾开一圈极细的涟漪。那涟漪，我数过，共十七道。
比如他离开前夜，我发烧到三十九度，昏昏沉沉躺在竹床上，听见窗外有极轻的脚步声。接着，一只微凉的手覆上我的额头。我睁眼，月光正斜斜切过窗棂，照见他半边侧脸，下颌线绷得极紧。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用浸了井水的毛巾，一遍遍敷我的额头。毛巾凉了，他就去井台绞干，再浸，再敷。整夜，他坐在床沿矮凳上，背挺得笔直，像一杆不肯弯的青竹。天快亮时，我烧退了，迷蒙中看见他伏在床沿睡着了，一只手还搭在床沿，指尖离我的手指，只有半寸。
那半寸，是整个西岭最寂静的旷野。
他走那天，我没去送。
躲在谷仓顶的破瓦缝后，看着他背着那个旧帆布包，沿着田埂往镇口走。他走得不快，每一步都踏得很实。晨雾弥漫，稻叶上露水丰盈，他经过的每一处，脚印都清晰印在湿润的泥土上，又被雾气温柔地洇开边缘，像一幅未干的水墨。
我数着他留下的脚印。
一共三百二十七步。
第三百二十八步，他走出我视线，拐过那棵老槐树，再没回头。
十年。
我考学，离乡，工作，恋爱，分手。在档案馆整理泛黄的户籍册时，指尖拂过那些褪色的墨迹，恍惚又触到西岭湿润的泥土；在地铁拥挤的人潮中，忽然闻到一阵若有若无的艾草香，猛地抬头，却只见玻璃幕墙映出自己苍白的脸；在某个加班至深夜的凌晨，推开窗，看见城市上空稀薄的星子，心口毫无预兆地一缩——那感觉，像赤脚踩进十年前那片被他踩软的水田，温软之下，是猝不及防的、深不见底的凉。
我始终没再恋爱。
同事介绍的对象，温文尔雅，有房有车，聊起未来规划条理清晰。我笑着听，点头，最后婉拒。对方问原因，我沉默良久，只说：“我心里，有片田，别人踩不进去。”
他们不懂。那片田，早已被一个人的脚印，密密匝匝，踩成了无法复原的版图。
直到去年深秋，我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挂号信。
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边角磨损，邮戳模糊，只依稀辨出“青芦镇”三字。里面没有信纸，只有一张照片。
黑白照片，边缘微卷，显影有些过，暗部浓重。画面是西岭水库的坝堤。秋阳斜照，水波粼粼，堤岸上站着两个人。前面是个穿红棉袄的小女孩，约莫五六岁，正踮着脚，努力想够堤栏上一只停驻的白蝴蝶。后面是个少年，身形清瘦，微微俯身，一手虚护在女孩头顶，另一只手，食指与中指并拢，轻轻点在女孩后颈衣领下方——一个极其克制、却又无比笃定的守护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