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浑然不理会李士迪的好意，元自将拐杖再度抬高数寸，指向苍天。
「洪武十八年，常熟县农民陈寿六，因不忍县吏顾瑛欺压，竟伙同其弟与外甥三人，私自擒拿县吏，携带《大诰》赴京面奏。」
「如此僭越行止，太祖非但没有严惩县民，反而果真将县吏下狱治罪。」
「随后，更是赏县民银二十两，诏告天下，言称发动百姓监察贪腐乃是正道，天下景从。」
「黔首拍手称快，岂不知在朝官吏人心惶惶！士林儒生离心离德！」
王满怀悲怆地嚎陶大哭：「列祖列宗在上，陛下果真要如太祖一般，让士人离心离德？」
言辞僭越至此，实在国朝罕见，但出离的，诸多官吏深以为然。
哪有什么折衷众论，不过择一而从罢了，到底是从士大父，还是贱民，皇帝不该想想自己与谁共天下么！？
当初太祖同样对顺从贱民，苛待朝官，如今二百年过去，朱家子还没想明白么？
徐州官吏想及至此，愈发动容，只觉悲从中来。
李士迪也不由得别过头，哀婉叹息。
从方才孙恪守诵念的诉状中没有涉及王氏，就可以看出，王其人，无论为人还是持家，私德几乎无亏。
跟吴之鹏这群人不一样，他是真信自己口中说的那一套。
也正因如此，此刻开口，言语中由衷的悲切，李士迪简直是感同身受。
太祖当年发动百姓的教训，还不够么！？
大明朝的开辟，其过程筚路蓝缕，功成之后更怕重蹈覆辙。
建制之初，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同时也因为黔首出身特有的朴素情感，太祖皇帝并没有因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便沾沾自喜，误认为大明就能够纤尘不染。
而是在承平之后，立刻认识到新朝也有「后人哀之」的可能，及时对政体进行了重构与调适。
开创粮长制用民监官、完善赴京状奏制许民告官、不许有司差人下乡禁官扰民。
甚至采取了剥皮草、抄家灭门等重典威吓朝官，意图用激烈的手段，形成阴阳平衡的肃贪体系，保持方才艰难恢复衣冠的儒家的纯洁。
但，行非常之事，其结果不言自明一此等「非优待士大夫之道」，岂可久焉？
以太祖皇帝不顾大局的个人意气催生的重典，在太祖驾崩后，立刻被拨乱反正。
什么粮长制，什么赴京状奏制，什么株连抄家，什么酷烈刑法，悉数偃旗息鼓。
至于定性，成祖因为旋乾转坤的缘故，不得不对太祖的作为有所回避，含糊其辞，但文臣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了，可不会惯著。
正史野史中，无不是秉笔直书。
称太祖行非常之事，虽然在一定时期内确实把贪官污吏压制到较低限度。
但是这种成就，是在当时众多当权者，遭遇不公正待遇，屡屡以非常规的形式无端株连，即便得以幸免的官吏，也惶惶不可终日到不能正常处置庶务，如此情境下所取得的。
放任贱民凌辱上官，动辄炮制大案的乱世重典，使得大明朝丧失了很长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给国朝的平稳运行带来了沉重的灾难，需要后人主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