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逐云自膺大都督之职，创设大都督府，立定军制、整顿情报、明辨屯守、严申训令，为抗蒙斗争确立四梁八柱。
昔日商鞅变法，使秦国称雄；诸葛武侯立制，令蜀地大治，皆彰显“制度强则国强”的至理。抗蒙之战，表面看来是铁骑弯刀的厮杀，实则内里是制度体系的较量。
大宋制度弊病丛生，在无先进科技与便利交通的情形下，一味分散权力、相互制衡，又无战时集权之法。
太平年月尚还能维持，一旦战端开启，因无法集权，致使决策迟缓，白白错失诸多战机，只能被动挨打。
军事胜败，关键全在指挥调度。
大都督府定“军权归一，密保两分”之策。直辖“夜不收”情报网与亲兵卫队，重新厘定调兵之法，既严守制度规矩，又赋予战时“临机决断”之权，做到集权却不独断专行，行事灵活又不越规矩。
又设总情报局，委派王文统管，构建起“北斗七枢”情报网，九边设有“鹰巢”预警之所，中都立起“蛛网”中枢之地，暗号三日一换，密函需三方印鉴共同开启，使得反间谍、掌密码之事形成完备体系支撑。
此制立“军政两分”之范。战时军情专断于大都督以应速，政保反谍直通于中枢以杜奸，使指挥系统如臂使指，无迟滞之患。
易逐云细细讲解这制度妙处，众将领却听得云里雾里，心里都想：“这与蒙古那套制度又有甚分别？”
李桢听出其中差异，寻思：蒙古以军事为先，压倒一切，而大都督府制度之下，军队只专心打仗，行政治理一概不问。只是粮草器械等后勤事务，又该如何划分职责？
如今中都已在掌控之中，王后王妃等人也被擒获。蒙古基层治理松散，河北之地或可传檄而定，届时收拢河北汉兵，便可在黄河以北截断忽必烈退路。
只是那蒙古大汗很快便会得知中都陷落的消息，倘若他挥师南下，我军岂不是要陷入被南北夹击的险境？
易逐云早有思量，说道：“北境防御，关键在于外控要冲、内守咽喉。未来咱们打下北方，从辽东至宁夏规划十八处烽燧，定下‘外层宣大、内层居庸’之策：宣德、大同各驻扎万余兵马，挖掘壕沟阻挡骑兵；居庸关屯驻精锐，锁住中原要道，如此便能形成‘外有屏障、内固根本’的纵深防御之势。”
众将领听了这番言语，纷纷踊跃发言，各抒己见。
李桢献上“狼啸骑机动作战、五联烽火预警”之策，王顺主张“十镇屯田、驿道专递军情”之议，野利与承烈二人就“战兵屯兵孰优”争辩不休，众人各抒己见，终成“三卫战兵、三卫屯卫”之制——春日耕种时，留千人屯田，其余兵卒皆投入训练；至秋收时节，全员驻守边境，轮流防范秋敌来犯。
须知兵卒强弱，根源在于训练；军队胜负，关键在于纪律。
李桢亲自拟定训练大纲，将其分为“骑射九式、结阵七法、夜战五技”三门课程，每逢十日考核，成绩末等者罚去戍守烽燧，使得军中“训练有章可循、赏罚有规可依”。
易逐云则立下“四大纪律十大注意”，严诫众军“不可侵害百姓”；王文统又补充“军政互不干扰，将令如雷霆”的训诫，此二者合于岳飞“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的宗旨，旨在铸就一支“纪律严明如铁”的劲旅。
细观这套军制：训练注重实效，针对平原、山地等不同地形，分别操练骑射之术，以适应北地复杂地势；考核严管末等，激励士卒“人人争先求进”；纪律严明军民界限，终收获“民心归附”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