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门关上，走廊里的脚步声越来越远。
孙浩民直接就懵了。
他从来没有被人这样无视过。
在安江这座城市里，他走到哪里都有人敬着捧着，开会坐主位，调研时有人打伞，就连去食堂吃饭都有人提前帮他摆好碗筷。
从来没有人敢在他说话的时候转身就走。
两个小科员，级别比他低了不知道多少级，就这样把他晾在这儿。
一天，两天，三天。审讯室的门没有再打开过。
没有人过来，没有谈话，没有问询，什么都没有。
每天只有到了饭点，铁门上的小窗才会被打开，递进来一份清汤寡水的饭食，全程不说一个字。
饭菜放在托盘里，没有筷子，只有一把塑料勺子，大概是怕他拿筷子做什么不该做的事。
他试图跟送饭的人搭话。
第一天他说“同志，外面什么情况了”，送饭的人没理他，小窗啪地关上了。
第二天他说“你能不能帮我带句话，我要见你们领导”，送饭的人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第三天他说“你告诉我现在几点就行，就告诉我几点”，小窗关上的声音和前两天一模一样，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
他在那间屋子里对着四面白墙说话，对着天花板说话，对着角落里那个亮着红点的摄像头说话。
没有人回应他。
第三天晚上，孙浩民终于受不住了。
不是身体受不了。
饭菜虽然寡淡但能吃饱，床虽然硬但能躺平。
他受不了的是安静。
那种安静不是普通的安静，是一种被从整个世界剥离出去的安静。
没有人跟他说话，没有人告诉他外面发生了什么，没有人告诉他下一步会怎样。
他习惯了每天被几十个电话追着跑，习惯了签文件签到手酸，习惯了在会议上跟人争论、在酒桌上跟人周旋，习惯了自己的声音在任何场合都能得到回应。
现在他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一个四四方方的房间，一张床，一个摄像头，和他自己。
他对着门口喊了一声：“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