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烟，我说到也做到。但商场这么多年，我见过太多说到做不到的人。空口无凭，我不能拿六十万去赌你的信誉。”
电话两头都沉默了。
这场对话像两条铁轨，平行着往前延伸，却始终找不到一个交汇的点。
“那这样，”蒋含烟先开了口，声音放软了一些，但依然带着一股不肯退让的劲儿，“您先给六十万，我拿了钱，当着您的面去医院，住院、检查、手术，一直到出院，您全程可以在场。做完手术，我把病历、出院小结、所有的单据都给您。这样您总放心了吧？”
明月想了想，摇头：“你就算做了手术，也不能保证你以后不来闹。病历可以造假，手术可以做假。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不能冒这个险。”
“那您说怎么办？”
明月沉默了很久。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厂区里来来往往的工人。午休时间，一群女工端着饭盒从食堂走出来，说说笑笑的，有个年轻的姑娘笑弯了腰，旁边的同伴拍着她的背。她们那么年轻，那么鲜活，好像生活里最大的烦恼不过是今天食堂的红烧肉太肥了、明天要交的报表还没写完。
她们不知道，在她们头顶二楼的这间办公室里，有人在用八十万买一个尚未出生的孩子的命。
明月忽然觉得很恶心，不是生理上的恶心，是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翻涌的、对自己深深的厌恶。
她这辈子做过很多艰难的决定。开除过跟了自己八年的老员工，拒绝过求了无数次的供应商，跟最好的朋友翻过脸。可没有哪一次，让她觉得自己这么脏。
“六十万，”明月的声音轻得像一片落叶，“我先给你六十万。”
蒋含烟愣住了，显然没料到明月会突然让步。
“你拿着钱，去做手术。”明月继续说，声音没有起伏，像在念一份合同条款，“手术之后，你把所有病历和单据给我，我再给你十万。剩下的十万，分两年给，每个月打五千，打到你的卡上。两年之内，如果你没有任何纠缠、没有任何额外的要求，最后那十万我会按时付清。但如果你在这两年里，不管是来找我哥、来找公司、还是用任何方式联系萧家的人，剩下的十万你一分都拿不到，而且我会追究你敲诈勒索的法律责任。”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
“为什么是六十万先给？”蒋含烟的声音有些发紧。
“因为我想信你一次。”明月说，声音里带着一种连她自己都不太相信的疲惫，“而且我说了，六十万你拿了，主动权在你手里。你要是真想跑，我也拦不住。但我赌你不会跑。因为你跑了，这六十万就是你的上限了；你不跑，做完手术，你还能再拿二十万。你是个聪明人，这笔账你自己会算。”
蒋含烟没有说话。
明月能听见她的呼吸声，越来越重，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
“萧总，”蒋含烟终于开口了，声音有些哑，“您就不怕我拿了六十万，不做手术，再去跟您哥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