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人浮于事，其实也只是后世的说法，实际上大明朝的官员数量是真不多。
即便补充一批书吏进衙门帮忙，但受制于小政府模式，其实每个衙门的官吏数量也不算多。
本衙门内的公文倒是不会受太大影响，但是跨衙门的公文就很难说了。
考成法把官府要做的事儿记录下来，随时可以追查问责，无疑是提高办事效率的一个办法，特别是对一些敏感公文，各部互相推诿的时候，有这份记录的簿籍就非常容易查找公文下落及执行情况。
张居正死后，阁臣申时行等人以为考成之法，不过催征钱粮、捕获贼犯、提问官员三事其实是有失偏颇的。
以史为鉴，我们后世遇到的事，前人可能已经遇到过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要多读史书的原因。
张居正考成法也是一样，不是无中生有的，也不全是自己的东西，他的考成法也是根据以前的制度改革发展而来。
据《周礼》的记载，周天子会定期巡视各诸侯国，考察每个诸侯的政治业绩，同时还要求诸侯们定期述职。
六国统一以后，秦国制定了《为吏之道》，是专门审查考核职官的一部法律。
到了唐代，考课制度就已经非常完善了，《唐令》中第一编就是“考课令”，而且在唐律中位列第三位的就是关于官员职务犯罪的《职制》篇，可以看出对官员的考课已经法制化了。
考课，其内容就是调查官员的功过和业绩，官员的升官降职、赏罚以及俸禄就与考课相关，同时也是整顿吏治和鼓励官员的有效方法。
宋代机构冗杂，多余人员繁多，重要的原因是宋代的考科制度只重视资历，却不重视政绩，导致考课比较形式化、空洞化。
明代吸取宋代的教训，考课制度更加严格。
因为皇权的强化，明代的考课制度更加维护君主专制，吏部考功司“掌天下官吏选授、勋封、考课之政令”，都御史的重要职责则是“遇朝觐，考查，同吏部司贤否黜陟”。
这两个机构相辅相成，不仅分工协作，而且相互监督。
管理考核有考满和考察两个系统，考满是“内外官满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黜陟”，就是所谓的“古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遗意”。
因为根据官员所在的地区和等级的不同，考满体系和内容以及晋升任免的标准会不同。
张居正的考成法源于以前的考课制度，由于没有整肃朝廷的纪律，官僚腐败现象频频发生。
张居正在隆庆年间上《陈六事疏》中就写道，“近年以来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
由此可见，明代吏治到隆庆的年间已经破败不堪，主要弊端就是对于皇帝的诏书，官员只进行传达，对于实行过程、执行结果也无人过问，这就使朝廷的诏书成为摆设，没有实效。
当然，申时行认为的考成法就是催征钱粮之法，虽然确实是考成法重要一环，但在万历初期解决朝廷财政困窘局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国家的财政状况差，主要就是受到土地兼并和征税困难的影响。
农民为兼并土地而承担了各种的赋税，最终难以承担起巨额税金，甚至使农民破产逃亡，让人民流离失所，这就是当下的经济背景。
另外，由于民间滞纳课税的现象日益严重，不仅是课税业务，也导致了整个朝廷财政的不景气。
所以在地方上推出考成法，根本初衷也确实就是为了催征钱粮。
以往每到户部揭不开锅来的时候，就会向地方催征拖欠税赋，而张居正的考成法则直接让拖欠的官员要为此负责，所以自然不敢纵容豪绅拖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