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避免刺激日本，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极为隐秘，甚至在苏联内部都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整个援助计划用“Z行动计划”代称。
第一批来华的飞行员接到调令时，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有不少人猜测是前往正在进行内战的西班牙。
援华的战斗机首先在苏联境内的阿拉木图集中，然后飞往新疆，最后在兰州交付中国。
在苏联境内，这些飞机上的苏联空军标志就被全部清除，机翼上刷上了青天白日机徽，连驾驶杆都改成了蓝白相间的国民党空军标志性涂装。
大规模的跨国武器输送，即便保密工作再出色，也无法完全避开日本的情报侦察。甚至连日本的媒体都对此有所察觉，1937年10月，日本的《每日新闻》就报道说：
“9架苏联制造的高速战斗机在某地组装，并通过兰州、西安运到上海。”
日本军方对此早已心知肚明，他们很快摸清了苏联援华飞机的航路，并且准备把这些援华武器毁在半途。
不过，“红色通道”终究没有中断。
1937年12月1日上午，23架伊16编成的战斗机机群着陆南京机场。下午，20架轰炸机也降临南京机场。这些飞机的驾驶员全部是苏联飞行员，当天就投入了与日本飞机的作战。
南京的空战，是苏联援华航空队来华首战，
1938年年初，随着大批苏联援华武器装备抵达中国，在抗战初期遭受了巨大损失的中国军队得到了补充，特别是空军，实力甚至超过了战前。
1938年2月的统计，中国各战场的空军已有390架作战飞机，其中主要是苏制飞机。
但是，飞行员却是急缺的。
中国的飞行员数量本就不多，又被不对等的空战迅速地吞噬了一大批。而且，越是金贵的优秀飞行员，越要执行更多的空战任务，损失最为惨烈。
当时被称为中国空军“四大天王”的四位王牌飞行员，刘粹刚在1937年10月支援忻口战役时牺牲，高志航牺牲于同年11月赴南京参战的途中，乐以琴在一个月后牺牲于南京上空，李桂丹则在1938年2月，于武汉空战中牺牲。
培养一名合格的飞行员是一个极耗时间和财力的过程。苏联援华的飞机不断送来之后，中国的飞行员们又要学习新机型的驾驶。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高志航那样一上手就能掌握，但是留给他们的学习时间最多两三个月，就要与苏联志愿飞行员一起驾机执行任务。
中国空军的主力防空力量，实际上已经由苏联志愿航空队承担。而这支队伍从未正式公开亮明身份。
孟绍原也清楚，最大规模的空战即将爆发在武汉上空。
“戴处长命令，全力以赴配合Z计划。”吴静怡语气低沉：“在中国上空忽然出现大量苏联飞机和飞行员，日本人是心知肚明的，还曾经有被击落的苏联志愿飞行员被日军俘虏。
但一方面出于更高层面的外交战略考虑，一方面忌惮于苏联庞大的军事实力，日本没有对苏联公开发难。
但是，日本已经加强了对红色通道的封锁。武器被炸毁了，可以再运，可是飞行员一旦出现问题，损失将会是巨大的。
所以第三批的援华飞行员，一共分成两路，一路还是按照之前的路线，到达重庆或者武汉。另一路主要由教官组成的队伍，则避开日本人的耳目，绕道到达香港，再秘密进入上海。
戴处长给我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护送这批飞行教官，安全抵达武汉，由你亲自负责。戴处长还严令，只要有一个教官出问题，孟绍原，你自己实行家法吧。”
孟绍原在那想了许久：“一共有多少人？”
“由申留科夫上校带队，一共是三十五人。”
三十五个教官，三十五个外国人，日本人很有可能得到了某些情报，要把这些人，安全的护送出上海，难度不言而喻。
不过，孟绍原知道武汉正在急切的等待这批飞行员的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