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箭发射前夜，海面静得像一块墨。
平台的灯全亮了，把远望一号照得像一根银白色的蜡烛，立在黑沉沉的海面上。
钱老让人通知所有人到指挥大厅集合，说有话要讲。
老李从发射架下面钻出来，手上还沾着润滑油，在衣服上蹭了蹭，小跑着过去。
老周摘下老花镜，合上记录本，揣进口袋。
老赵拄着拐杖，慢慢走，拐杖点在甲板上，一声一声，像钟摆。
年轻工程师们从各个角落涌过来，有人手里还攥着扳手，有人工作服都没来得及换。
指挥大厅里坐满了人。
前面几排是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头子，后面是黑头发的年轻人。
钱老站在台上，面前摆着一张小桌子，桌上什么都没有。
他今天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领口扣得整整齐齐。
头发梳过了，还是白的，但很精神。
他站在那里，看着台下那些脸，看了很久。
“六十年了。”他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能听见。
“六十二年前，我老师钱学森回国。那时候没有火箭，没有卫星，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肚子学问和一颗想报国的心。”
他顿了顿，“那一年我十七岁，在酒泉第一次见到他。他站在戈壁滩上，风沙大得睁不开眼，他说，我们要在这里造火箭。”
大厅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嗡嗡响。
“后来真的造了。东风一号，长征一号，东方红一号。”
他一口气数了十几个名字，每一个都像刻在他心里，字字清楚。
“每一枚火箭都是人命堆出来的。那时候没有电脑，靠手算，算错了重来，再错再重来。有人算着算着吐血了，擦干净继续算。有人画图画到半夜，趴在桌上就没醒过来。”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
“戈壁滩上条件苦，没有房子住帐篷，冬天零下三十度，夏天零上四十度。有人得了病，舍不得吃药，说药太贵，省下来买零件。有人累倒了，躺了三天又爬起来，说火箭还没上天，不能躺。”
他从中山装内侧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举起来。
泛黄的相纸，边角都磨毛了，上面是七个年轻人，站在酒泉的发射架下，笑得灿烂。
他一个一个指着，手指在照片上轻轻移动，像怕碰碎了什么。
“这个，是我。那时候头发还是黑的，腰也挺。”
他指着旁边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这个，是我师兄。后来累倒了，再没起来。”
指到第三个人，他的手指停了一下，声音轻下去：
“这个，是我师弟。文革的时候被打死了。”
全场鸦雀无声。
有人低下头，有人攥紧了拳头，有人悄悄擦眼睛。
老李坐在第一排，一动不动，脸上看不出表情，但眼眶红了，红得厉害。
老周的老花镜不知道什么时候摘下来了，攥在手里，镜片上有一滴泪，亮晶晶的。
老赵把拐杖靠在椅背上，两手撑着膝盖，腰挺着，像他年轻时站在戈壁滩上那样。
钱老把照片放回桌上，摘下眼镜，用袖口擦了一下眼睛，擦了很久。
“我今天讲这些，不是要你们哭。”他的声音忽然硬起来，像戈壁滩上的石头，“是要你们记住。”
他抬起头，看着台下那些年轻的脸，一字一句道：
“你们手里这枚火箭，不是你们的。是他们的。他们没做完的事，你们替他们做。他们没飞上去的梦，你们替他们飞。你们要是搞砸了——”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低得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对不起他们。”
大厅里安静了很久。
陆远站起来。
椅子腿刮过地面，发出轻微的声响。
他走到台前，站定，看着钱老。
然后弯下腰，深深鞠了一躬。
不是那种礼节性的鞠躬，是九十度，弯下去就不起来那种。